老赵从会议室出去之后，李达康一个人坐在那里，把那瓶没喝完的矿泉水在手里转来转去。

    塑料瓶被他捏得咯吱咯吱响，瓶盖拧开了又拧上，拧上了又拧开，反复了好几次，象是在用这个动作代替脑子里的那些转来转去的念头。

    他不是不想走，是走了也不知道去哪儿。

    回办公室也是一个人对着那面墙上的地图发呆，去食堂也是一个人端着盘子找角落坐下，去高新区也是一个人戴着安全帽在工地上转悠。

    自从林惟民走了之后，沙瑞金接了他的班，李达康接了他的位，好象一切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自然而然。

    但他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说不上来是哪里不对，就是那种感觉

    以前有什么事他可以找林惟民商量，林惟民不在办公室他可以直接推门进去，林惟民在开会他可以在走廊里等着，林惟民出差了他可以打电话。

    现在林惟民不在了，那个门他不能再随便推了，那个走廊他不能再随便等了，那个电话号码他不能再随便拨了。

    不是沙瑞金不好，沙瑞金很好，比林惟民还好说话，比林惟民还客气，比林惟民还尊重他的意见。

    但那种好、那种客气、那种尊重，跟林惟民给他的那种不一样。

    林惟民给他的，是信任，是放手，是“你干吧，出了事我兜着”。

    沙瑞金给他的，是尊重，是商量，是“达康同志，你看这件事怎么办”。

    不是沙瑞金不好，是他自己还没习惯。

    习惯这种事，不是一天两天能改的，也不是一年两年能变的，是刻在骨子里、长在血肉里、融在呼吸里的东西。

    要改，得扒一层皮。

    他站起来，把那瓶矿泉水扔进了垃圾桶，塑料瓶在桶里弹了一下，发出一声闷响然后安静了。

    他走出会议室，走廊里的灯还亮着，照在地板上白晃晃的，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他走得很慢，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笃笃笃的声响，节奏不快不慢，象是在用脚步丈量从会议室到办公室这段路有多长，又象是在用脚步计算从李达康到林惟民那段路有多远。

    那段路不远，不到一百米，但他走了很久，久到走廊尽头的感应灯灭了又亮，亮了又灭，反复了好几次，象是在跟他捉迷藏。

    回到办公室，他把那扇门关上，把窗帘拉开让阳光照进来。

    三月的阳光已经很暖和了，照在身上有一种被母亲的手抚摸的感觉。

    他站在窗前，看着窗外那几株迎春花。花开得比前几天更多了，黄澄澄的一片，象是谁在那片灰扑扑的水泥地上泼了一桶黄色的油漆，泼洒得不太均匀，但泼得很肆意，很张扬，很有生命力。

    他不知道这些花还能开多久，也许一个星期，也许半个月，也许一个月。

    花期过了，它们就会谢，谢了之后叶子会变绿，绿了整个夏天，然后在秋天变黄，在冬天落光。

    来年春天，它们又会开。年年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植物比人强，人有人的烦恼，植物有植物的四季，四季是轮回，烦恼是死结。

    人的烦恼解不开的时候，会失眠，会焦虑，会抑郁，会掉头发。

    植物的四季不需要解，到了时候自然就来了，来了自然会走，走了自然会再来，不用操心，不用烦恼，不用焦虑。他想做植物，但他不是植物，他是人，是省委副书记，是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是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管委会主任。

    他不能象植物一样等着四季轮回，他得主动出击，他得去争，去抢，去拼，去干。

    老赵的办事效率很高。

    不到三天，高新区近几年引进的人才名单就整理出来了，厚厚的一摞，每个人的基本信息、专业背景、工作经历、引进方式、待遇情况、在岗状态、离职原因，都列得清清楚楚。

    李达康翻开第一页，是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博士，学的生物医药，在高新区的一家研究所工作了两年多，去年年底离职了，去了上海。

    离职原因那一栏写着：“薪资待遇与预期有差距，发展空间有限，家庭原因。”

    李达康看着那行字，把那个人的名字念了一遍，不认识。

    他把那页翻过去，看第二个人。

    第二个也是从海外回来的，做的是新材料，在高新区的一家创业公司干了不到一年就走了，去了一家外企。

    离职原因那一栏写着：“公司融资困难，项目夭折，个人发展受限。”

    李达康又把那页翻过去，看第三个人、第四个人、第五个人。

    每一个人都有故事，每一个故事都不同，但每一个故事的结局都一样，走了。

    不是去了北上广深，就是去了长三角、珠三角，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