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个人不太会营造轻松的氛围，他往那里一坐，脸一沉，眉头一皱，不管他说不说话，那股气场就出来了，压得人喘不过气，让人家还没开口就先紧张了起来，先在心里打了无数遍腹稿，先把自己想说的话过滤了无数遍，最后说出来的都是些冠冕堂皇、滴水不漏、让人挑不出毛病的场面话。

    他最不爱听场面话，但又不能怪人家说场面话，因为是他自己把场面搞得太严肃的。

    第一个约谈的人，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姓郑，在海外读了博士，回国后在京州高新区的一家研究院工作了近三年。

    他的研究方向是人工智能算法，深度学习领域的，很前沿，很热门，是各大企业争抢的人才。

    他在那家研究院工作了不到三年，发了十几篇高水平论文，申请了好几项发明专利，还带出了一个年轻的科研团队，培养了好几个技术骨干。

    但去年年底，他提出辞职，要去深圳一家知名科技公司。

    研究院的院长极力挽留，给他涨了工资，给他配了助手，给他争取了省里的高层次人才扶持资金，但都没留住他。他还是走了，走得义无反顾，头也不回，象是身后这三年只是他人生旅程中的一段短暂的停留，停留完了就该继续上路了，上路了就不会再回来。

    李达康见到他的时候，他刚从深圳回来办离职手续的后续事宜。

    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头发有些长，刘海快遮住眼睛了，眼镜片后面的眼睛很亮，但那种亮不是兴奋的亮，是疲惫的亮，是熬夜熬多了之后眼底泛出的那种亮。

    他的嘴唇有些干裂，嘴角起了皮，一说话就裂开一条细小的口子，渗出一点点血丝，他也不在意，随手用舌头舔一下，继续说。

    “李书记，不是研究院不好，是平台太小了。

    我在那里做了快三年，发了那么多论文，申请了那么多专利，带出了那么多人，但我们的研究成果呢？

    转化了吗？

    变成产品了吗？

    投入市场了吗？

    没有。

    论文发完就完了，专利申完就完了，项目结完就完了。

    成果在抽屉里睡觉，在文档袋里落灰，在硬盘里发霉。

    我去深圳，不是为了钱，是为了让我的研究成果变成产品，让产品变成商品，让商品被市场认可，被用户使用，被社会需要。

    一个做人工智能的人，如果他的算法只能跑在实验室的服务器上，不能跑在用户的终端设备上，那他跟一个在纸上画图的人有什么区别？

    他画了一辈子的图，一张都没有盖成房子，他的图有什么意义？”

    李达康没有打断他，让他说，让他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让他把憋在心里的话都倒出来。

    他倒得很痛快，象是开了闸的洪水，一泻千里，拦都拦不住。

    他说了很多，从研究院的体制说到企业的机制，从政府的政策说到市场的规律，从人才的须求说到平台的局限。

    他不是在抱怨，是在陈述，是在用他的方式告诉李达康，

    不是我们不愿意留下来，是留下来的代价太大了。

    留下来，我们可能一辈子都看不到自己的成果变成产品；

    走出去，也许三年五年，我们的算法就运行在千千万万人的手机上、汽车上、家电上、工厂里。

    一个人一辈子能有几个三年五年？

    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李达康听完之后没有马上说话。他在那张圆桌旁边坐了十来分钟，目光落在那个年轻人脸上，那张脸上有一种他很久没有见过的东西

    不是激情，是执着。

    激情是一阵风，来得快去得也快，吹过了就散了，连痕迹都留不下，像从没来过一样。

    执着不一样，执着是地下的根，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在那里，一年一年地往下扎，一年一年地往四周延伸，不动声色，不张扬，不眩耀，不抱怨，不放弃，直到有一天，你忽然发现，那棵当初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小苗，已经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枝繁叶茂，遮天蔽日，根深蒂固，风吹不倒，雨打不垮，雷劈不动。

    “小郑，你说得对。

    研究院的平台太小了，小到装不下你的梦想，小到养不活你的执着，小到留不住你的才华。

    这不是研究院的错，是我们的体制机制没跟上，是我们的创新生态没建好，是我们的转化链条没打通。

    你走了，我不怪你。

    但我希望，你走了以后，不要忘了京州。

    京州不是你的终点，但可以是你的起点，也可以是你的中转站，还可以是你的后方基地。

    你在深圳干出了名堂，干出了规模，干出了影响力，到时候你想回来，京州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