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惟民把这段话写进推荐材料的时候心里是动了一些感情的，他想起自己当年在汉东那些年，也被人骂过，也被人误解过，也被人告过状，但他不在乎。

    他在乎的是一件事，就是自己干的那些事是不是真的对老百姓有用。

    有用的，再难也要干；

    没用的，再容易也不干；

    有用但有风险的，评估风险、控制风险、化解风险，然后干；

    有用但得罪人的，想清楚得罪的是谁、为什么得罪、得罪的后果是什么，如果得罪的是该得罪的人、是因为该坚持的原则而得罪、后果是可以承受的，那就干。

    这就是他的原则，也是他欣赏李达康的原因。

    李达康不是没有缺点，他的脾气大、说话冲、做事急、不太顾及别人的感受、有时候会因为过于追求效率而忽略程序、有时候会因为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愿听取不同意见。

    但他的优点是远远大于缺点的，他的优点是他心里有老百姓，他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他知道怎么把该干的事干成，他不怕得罪那些该得罪的人，他不在困难面前退缩，他不在诱惑面前低头，他不在成绩面前骄傲自满。

    林惟民把推荐材料装进牛皮纸信封的时候尤豫了一下，不是尤豫要不要交，是尤豫自己是不是还有什么遗漏、还有什么疏忽、还有什么考虑不周全的地方。

    他拿起电话想给沙瑞金打个电话，想再听听他的想法，但尤豫了半天还是把电话放下了。

    不是他不想打，是他觉得这个时候打电话不合适，推荐干部是一件严肃的事，不能掺杂私人感情，不能在推荐之前与被推荐的人通气，不能给被推荐的人造成一种“是我在帮你”的错觉。

    他只是在履行一个同志应尽的义务，把他了解的、认可的、信任的干部推荐给组织，至于组织用不用、怎么用、用到什么岗位上，那是组织的事，他不能干预，也不该干预，更不想干预。

    他把信封封好，在封口处盖上了自己的私章，然后把它放进了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

    下班后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让司机把车开到了街上，在车流中慢慢穿行。

    窗外的霓虹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红的绿的黄的蓝的，把整条街装点得象一条流动的彩带。

    他靠在座椅上，看着那些匆匆赶路的行人和车辆，忽然想起了很多年前自己在乡下工作的日子。

    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计算机，没有汽车，没有高楼，没有霓虹灯，没有这么多的人和车。

    那时候他在田埂上走，在老百姓家里坐，在生产队的场院里开会，在大队部的煤油灯下记笔记。

    那时候他不知道什么叫推荐材料，不知道什么叫干部选拔，不知道什么叫组织程序，他只知道一件事，就是要把老百姓的事办好，把上级交代的任务完成，把同志们团结好。

    几十年过去了，他走了很多地方，见了很多人，干了很多事，经历了很多风浪和波折，品尝了很多成功和失败，收获了很多喜悦和遗撼。

    但他的初心没有变，他的信念没有变，他的追求没有变。

    他还是那个愿意为老百姓办事的人，还是那个在困难面前不会退缩的人，还是那个在成绩面前不会骄傲自满的人，还是那个在诱惑面前能够守住底线的人。

    这一点，他对自己是有信心的。

    推荐材料交上去之后大约过了两个月，中央的任免通知陆续下来了。

    消息传来的时候研究院里正在开一个关于局域协调发展的学术研讨会，林惟民坐在台下听得入神，秘书小周悄悄走过来在他耳边说了这个消息，他点了点头，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的情绪，目光继续落在台上那个正在发言的年轻学者身上。

    那个年轻学者正在讲的东西很有新意，是关于如何通过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促进城市群协同发展的，他的观点和数据都很有说服力，林惟民在笔记本上记了好几笔。

    沙瑞金来北京开会的时候顺道到研究院看望林惟民，他比以前瘦了一些，鬓角的白发也多了一些，但精神很好，说话的声音比在汉东时更沉稳了，语速也慢了一些，象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历练之后更加懂得了沉着和内敛的价值。

    林惟民给他泡了一杯茶，两个人在沙发上坐了一个多小时，聊了很多话题，聊了沙瑞金新岗位上的工作情况，聊了那个省的发展优势和短板，聊了干部队伍的状态和士气，聊了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沙瑞金把这些年自己的一些体会和困惑也向林惟民作了汇报，他说在县里、在市里、在省里和在部里的感觉完全不同，岗位越高，责任越大，决策越难，信息越不对称，判断越容易出错，孤独感越强烈，越需要不断学习、不断反思、不断校准自己的方向。

    林惟民听着沙瑞金说的这些话心里是踏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