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从京都出发的时候天还没怎么亮透，高速公路两边的田野在晨雾里若隐若现，象是一幅还没有完全干透的水墨画。

    他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那些飞速后退的村庄和树木，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这条路他走过很多次了，以前每次走都是带着任务去的，心里装着问题、装着数据、装着方案、装着对策、装着各种极待解决的矛盾和需要协调的利益。

    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什么都没有装，没有任务，没有问题，没有数据，没有方案，只有一个人、一辆车、一条路、一个想要回去看看的地方。

    这种感觉让他有些陌生，也有些轻松。

    他发现当一个人什么都不需要带的时候，他反而能带走更多的东西——风景、声音、气息、温度、记忆、感受，那些在他带着任务赶路的时候来不及看、来不及听、来不及感受的东西，这一次都慢悠悠地涌上来了，涌进他的眼睛、他的耳朵、他的鼻子、他的皮肤、他的心里。

    车子过了省界之后路况渐渐熟悉起来，那些地名、路牌、出口、服务区的名字他闭着眼睛都能背出来。

    每一个出口都连着一条他曾经走过的路，每一条路都连着一个他曾经去过的地方，每一个地方都连着一群他曾经见过的人。

    他没有让司机下高速，一直开到了随州。

    他没有去市委大院，没有去市政府办公楼，没有让任何干部知道他已经到了，而是直接让司机把车开到了文化长廊的门口。

    车子停下来的时候他坐在车里没有马上下来。

    通过车窗他看见那个巨大的玻璃盒子在午后的阳光里通体透亮，象是一滴落在大地上的泪珠，又象是一座沉默地矗立在时间之中的纪念碑。

    他在那个玻璃盒子前面站了很久很久，久到太阳从头顶移到了西边，久到自己的影子从脚底下的一小团慢慢变成斜斜的一道长痕，久到一阵风从清江那边吹过来、吹动了他的头发和衣角，他才收回目光，转身往叶家山的方向走。

    叶家山的那块木牌还在。

    木质的边框被风吹日晒得有些发白了，上面的字迹也有些褪色，但还能看清，还能看见“张桂兰，九十岁，在这片地上种了一辈子庄稼”那几行字。

    他在木牌前面蹲下来，用手轻轻摸了摸那几行字，指腹感受着那些笔画凹陷下去的部分，感受着木头表面因常年暴露在风雨中而形成的一层薄薄的、光滑的、像包浆一样的质感。

    那些字刻上去已经好多年了，但它们还在，还在被人看见，还在被人记住，还在被那些来来往往的游客用目光一遍遍地抚摸和认领。

    他不知道其他‘张老太太’还在不在，不知道她还能不能坐在这里给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来自海外的游客讲她种了一辈子地的故事。

    但他希望她还在，希望她还能坐在这个她熟悉了一辈子的地方，用她那把粗糙的、变了形的手，指着脚下的地说这儿，我种过麦子，种过苞谷，种过红薯，种过一辈子的日子。

    他在木牌旁边蹲了很久，直到腿有些发麻才站起来，沿着那条铺着青石板的路慢慢走回去。

    石板路上有很多脚印，有新的，有旧的，有大的，有小的，有深的，有浅的，互相叠压在一起，分不清哪些是今天留下的，哪些是昨天留下的，哪些是更早的时候留下的。

    他想起自己第一次来的时候这条路上还铺着碎石子，踩上去咯吱咯吱响，两边的草长得比膝盖还高，弯着腰才能勉强通过。

    现在路宽了，草没了，人来人往的象一条小河在安静地流淌。

    走出文化长廊的大门，他靠在车门旁边，掏出手机翻到沙瑞金的号码，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两声就接了，那头的声音有些意外，带着一种在接到意料之外的来电时特有的那种略微上扬的尾音，象是在确认自己没有听错来电人的名字。

    “林书记？

    您怎么打电话来了？

    您还好吗？

    身体怎么样？

    工作忙不忙？

    那边冷不冷？

    吃饭还习惯吗？”

    林惟民听着这一连串的问题，没有急着回答，等那头的声音落下去之后才慢慢开口说“我回来了。

    刚到随州，在文化长廊门口站着呢。

    没什么事，就是想回来看看，看看你们，看看大家，看看这里变没变，看看日子过得好不好。”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两秒，然后沙瑞金的声音稳下来说“您等着，我马上过来。”

    他挂了电话之后在车旁边站了一会儿，没有上车就那么站在阳光里，站在清江吹过来的风里，站在那些来来往往的游客中间。

    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穿着深灰色夹克、头发花白、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