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惟民在出发前站在酒店房间里，对着镜子最后整理了一遍着装。

    深色的西装，白色的衬衫，一条颜色沉稳的领带。

    这套衣服他穿过无数次了——在国际会议的讲台上、在双边会谈的会议室里、在新闻发布会的聚光灯下。

    但每次穿上它，他都觉得不是在穿一件衣服，而是在披一副铠甲。

    他对着镜子看了几秒钟，镜子里的自己脸上没有笑容，也没有紧张，只有一种沉稳的、蓄势待发的平静。

    然后他转过身，拿起桌上那份已经反复修改过无数遍的发言稿走出了房间。

    他走到发言席前的时候，会场里的各种声音渐渐低了下去。

    那些原本在交头接耳的人停止了交谈，转过头来看向发言席；

    那些在低头看手机的人把手机放了下来；

    那些在翻看文档的人把手上的动作停住了。

    发言席是一个很特殊的位置，它只有一平方米左右，比地面高出一级台阶，上面放着一个麦克风和一个小型计时器。

    但站上去之后，整个会场都在你的视野之下，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你身上，那种被注视的感觉是有物理重量的，象是有什么东西压在你的肩膀上。

    有些人会被这种重量压垮，声音发抖手心出汗，念稿子都会念错行。

    但也有些人，在这种重量之下反而站得更直、说得更稳，因为这份重量不是负担，而是责任赋予他的定力。

    林惟民属于后者。

    他站到发言席前，把话筒的高度微微调低了一些。

    上一个发言者比他高，话筒的位置对着他的额头。

    然后双手扶着讲台的两侧，目光从台下左边扫到右边，又从右边扫回左边。

    他没有急着开口，让自己的目光和台下那些来自一百九十多个国家的代表们的目光做了一个短暂的、无声的接触。他没有翻开面前那叠准备好的讲稿。

    那些话他已经在脑子里过了无数遍了，从接到任务的那天起就开始构思，在阅读那些材料的时候就在逐字逐句地打磨，在最后一次协调会上又对着团队成员预演了一遍。

    每一个论点、每一个数据、每一句反击都象刻在骨头里一样清淅，像锤子敲钉子一样钉在记忆里，不需要再看纸上的字。

    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让会场安静了下来。

    那种安静不是普通的安静。

    不是那种因为礼貌而保持的安静，不是那种一边安静一边还在翻看手机的安静。

    而是一种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之后的、所有人都停下手中动作的、连呼吸都放轻了的安静。

    他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了会场的每一个角落，穹顶把声音反射回来，形成了一种略带混响但更加饱满的音质。

    “各位代表，各位朋友，在讨论华国应该做什么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搞清楚一个问题。

    气候变化这场危机，是谁造成的？

    是谁在一百多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向大气中排放了大部分的温室气体？

    是谁在享受着工业化红利的同时把代价留给了全世界？

    是谁直到今天还在用全世界人均最高的碳排放继续消耗着地球的承载力？

    这些问题不是可有可无的铺垫，不是可以一笔带过的历史背景，而是讨论一切气候议题的前提和基础。

    如果连这些问题都不愿意正面回答，那我们坐在这里谈什么公平，谈什么责任，谈什么未来？”

    会场安静了片刻，象是被一记重锤砸中之后的短暂空白。

    那种空白不是沉默，是一种所有人都被拉入了一个必须认真面对的命题之后的集体停顿。

    有人低下了头，有人微微皱起了眉，有人把身体往前倾了倾、把耳朵凑近了同声传译的耳机。

    然后林惟民继续说了下去。他的声音依旧平稳，但平稳中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象是河流在宽阔的河道上缓慢而不可阻挡地推进。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这个原则不是哪个国家发明的，不是哪个国家强加给哪个国家的，是国际社会经过漫长的谈判和反复的博弈之后达成的共同共识，是国际气候治理体系的基石。

    共同，意味着每一个国家都有责任采取行动。

    是的，华国从来没有否认过共同责任，华国一直在采取行动，而且行动的力度和速度有目共睹。

    但有区别，意味着责任的大小是不一样的，责任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承担责任的先后顺序是不一样的。

    如果把这个原则抛开不谈，只谈‘共同’不谈‘有区别’，只谈责任不谈历史，只谈现在不谈过去，只谈排放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