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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去那里调研的时候，校领导本来安排他参观几个新建的实验室——那些实验室窗明几净，设备崭新，墙上挂着展板，上面印着科研成果和人才介绍，是为领导参观准备的展示窗口。

    但他走到一半，拐了个弯，推开了一扇没有挂任何标识的门。

    门里面是一间老旧的物理实验室。

    实验台是那种老式的木质台面，上面铺了一层已经被磨得起毛的绿色橡胶垫。

    台面上摆着几台仪器，外壳的漆色已经暗淡，有一台示波器的屏幕边缘已经开始出现老化导致的黄色光晕。

    设备大多是十几年前进口的，在那个年代算是好东西，但十几年过去了，有些零件已经停产了，坏了只能自己修。墙角的一个铁柜子里整整齐齐地码着各种自己加工的小零件——有铜片、有线圈、有不知道从什么旧设备上拆下来的电路板。

    每一件都擦得干干净净，标签上用工整的钢笔字写着用途和加工日期。

    那是一种清贫到极致之后反而生出的体面：我虽然穷，但我绝不邋塌；

    我的设备虽然旧，但我绝不凑合；

    我的研究虽然不被重视，但我绝不放弃。

    一位不到四十岁的副教授在那里工作，带着三个研究生。

    副教授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格子衬衫，袖口的扣子系得整整齐齐，眼镜腿上缠着一小截白色的胶布——那是眼镜腿断了以后自己修的。

    他没有“帽子”。

    不是什么“优秀青年”，不是任何头衔和光环的拥有者。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副教授，拿着一份普通的工资，住着一套普通的房子，过着一种普通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