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大项目，没有上百万的经费，没有在国际顶刊上发表过轰动性的论文。

    但他每年都会在影响因子不高的期刊上发一两篇真正有想法的论文，每一篇都在某个小问题上往前推了一小步。

    那一小步可能在整个物理学的大厦里微不足道。

    就象在一座摩天大楼的外墙上补了一小块瓷砖。

    但它确实是新的，是之前没有人走过的，是他在无数个深夜里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

    林惟民问他，为什么要留在这里。

    这个问题是他临时起意问的，不在调研提纲里，不在访谈计划里，就是看着那个副教授的眼睛，忽然想问。

    以他的能力和勤奋，完全可以去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平台、更好的城市。

    东部沿海那些名校的物理系每年都在挖人，开出的待遇比这里优厚得多。

    更高的薪水，更好的设备，更多的博士生名额，更丰富的国际交流机会。

    但他没有走。

    那个人想了一下。

    不是那种敷衍的想，不是那种在领导面前临时组织答话的想，而是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

    也许他之前从来没有被人问过，也许他自己也从来没有认真地、系统地想过。

    过了好一会儿，他说了一句让林惟民记了很久的话。

    他说“因为我在这里还有地方可以坐下来想问题。

    不用每天填表，不用每周开会，不用每月写汇报。

    钱不多，但够用；

    人不多，但能聊；

    设备不新，但能动。

    能动，就能做实验；

    能做实验，就能有数据；

    有数据，就能有想法；

    有想法，就能往前走。

    走得慢没关系，只要还能走，就还有希望。”

    那一连串的“就能”。

    能动，就能做实验；

    能做实验，就能有数据；

    有数据，就能有想法；

    有想法，就能往前走。

    象是一串多米诺骨牌，每一块都连着下一块，每一块都是前一块的必然结果，但第一块能不能倒下，取决于那些最基础的条件是否被满足。

    而那个副教授说的那些条件，恰恰是最基础的、最低限度的、几乎没有什么想象空间的。

    “不用每天填表，不用每周开会，不用每月写汇报。”

    这不是什么高要求，这就是一个科研人员想安安静静做研究的基本前提。

    但当这些基本前提在当下的科研环境里变成了一种奢侈的时候，当“能安安静静坐下来想问题”变成了一件需要特别庆幸的事的时候，那就说明这个体系出了问题，而且不是小问题。

    林惟民把那句话一字不差地复述了出来。

    他的记忆力很好，但更重要的是那句话不需要刻意去记。

    只要你真正听懂了它，它就会自己刻在你的脑子里，赶都赶不走。

    他复述完之后，没有急着往下说，让那句话在空气中停留了一会儿，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有时间把它听完、想完、消化完。

    然后他看着在座的人，目光比刚才更沉了一些。

    “他能坐下来想问题，是因为有人让他坐下来。”

    林惟民说，“是因为有人挡住了那些本可以淹没他的事务性工作，是因为有人替他扛住了那些他不需要扛的指标和压力，是因为有人在他看不见的地方为他争取了一点安静的空间。”

    他的语速在这段话里变得更慢了，每个字之间的间隔被拉长了一些，象是在用刻刀一个字一个字地刻。

    “这个人是谁？可能是一个系主任，一个院长，一个科研处的处长，一个管财务的副处长，一个在更高层的人，一个我们都不认识的人。

    但不管是谁，他在做一件对的事。”

    “对的事，不需要被人看见，但需要被人支持。”

    他的声音忽然提高了一点点，只是一点点，象是在平静的水面上投下一颗小石子。

    “我们坐在这里，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更多这样的人能继续坐下来，继续想问题，继续往前走。

    让那些在基层默默为科研人员遮风挡雨的人知道，他们做的事，不是没有意义的，不是没有人知道的，不是会被遗忘的。

    让他们知道，上面有人在看着他们，有人在感谢他们，有人在用自己的方式支持他们。”

    午后的阳光在桌面上缓慢地移动，把茶杯的影子从东边拉到西边。

    那影子的边缘是柔和的、模糊的，不象正午那样锐利分明。

    空气中飘着细小的灰尘，在阳光的照射下变成一条条光柱，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