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说，甘薯耐旱耐瘠，不择地而生，山坡、沙地、荒地，皆可种植。而且产量极高，一亩可收数十石，数倍于五谷。”温体仁道，“他在天津的农庄里试种过，收成很好。他认为，如果能在陕西推广甘薯，即便大旱之年，百姓也不至于饿死。”

    阁臣们沉默了。

    徐光启的奏疏，写得有理有据，既有长远之计，又有应急之策。

    修历法，是为了让百姓不误农时；兴水利，是为了让土地旱涝保收；种甘薯，是为了让饥民有东西可吃。三管齐下，若能施行，陕西的困局，或许真有转机。

    但所有人都知道，知易行难。

    修历法，需要大量精通天文历算的人才，而钦天监那帮人，除了会看黄历、算吉日，还能干什么？

    兴水利，需要巨额的钱粮投入，而朝廷的国库空空如也，连辽东的军饷都发不出来，哪有钱去陕西修渠？

    种甘薯，看似简单，但推广新作物，需要官府组织，需要百姓接受，没有几年时间，根本见不到成效。

    而这些，恰恰是眼下最缺的——钱，人，时间。

    周延儒合上奏疏，沉默了很久。

    “徐大人的奏疏，本辅会呈送皇上御览。”他最终说道，“至于能不能施行，施行的效果如何，就看天意了。”

    温体仁微微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他知道，周延儒说的是实情。

    大明朝的官僚机器，早已锈蚀不堪。

    再好的奏疏，再好的方略，落到这架锈蚀的机器里，都会被碾成齑粉。

    徐光启的一腔热血，恐怕又要付诸东流了。

    但他还是在袖中暗暗握了握拳。

    徐光启是他的同年，也是他敬佩的人。

    这个人，一辈子都在做“有用”的事——学西学，译西书，种甘薯，修历法，造火器。

    在满朝文武忙于党争、营私、内耗的时候，只有他，象个不合时宜的老农，埋头做着那些真正能救民于水火的事。

    这样的人，太少了。

    礼部衙门，一间堆满书籍和图纸的偏厅里，徐光启正伏在案上，用笔在记录着什么。

    徐光启今年六十七岁了。

    他身材清瘦，须发皆白，面容清癯，一双眼睛却依然明亮，透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好奇和专注。

    他是万历三十二年的进士，入仕三十馀年，官至礼部右侍郎。

    但他的兴趣，从来不在升官发财上。

    他痴迷于“实学”——天文、历法、数学、水利、农学、火器，凡是能经世致用的学问，他都如饥似渴地学习。

    万历二十八年，他在南京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从那时起，他的世界被彻底打开了。

    他向利玛窦学习西方的天文学、数学、地理学，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把欧几里得的几何学第一次系统地介绍到中国。

    他还撰写了《农政全书》，系统总结了中国的农业技术，并介绍了从西洋引进的新作物——甘薯、玉米、马铃薯。

    在他看来，大明朝的积弊，根子在“虚”。

    士大夫们整天谈玄论道，讲心性，讲天理，却没人去研究怎么让地多打粮食，怎么让河不泛滥，怎么让兵器更锋利，怎么让历法更精确。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这个道理，他念叨了一辈子，却应者寥寥。

    “老爷，汤先生来了。”一个老仆走进来，轻声禀报。

    “快请！”徐光启放下放大镜，站起身。

    片刻后，一个身穿黑色长袍、胸前挂着十字架的中年外国人走了进来。

    他身材高大，面容清秀，留着修剪整齐的短须，一双蓝色的眼睛深邃而温和。

    他就是耶稣会士汤若望，德意志人，万历四十八年来华，精通天文历算，是徐光启在修历事业上最倚重的助手。

    “徐大人。”汤若望拱手行礼，用流利的汉语说道，“您找我？”

    “若望，坐。”徐光启指了指旁边的一把椅子，自己也坐了下来，“我那份奏疏，递上去了。”

    汤若望眼睛一亮：“内阁怎么说？”

    “还没批下来。”徐光启叹了口气，“不过，周阁老答应呈送皇上御览。成与不成，就看圣意了。”

    汤若望沉默了一会儿，低声道：“徐大人，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你说。”

    “我来中国十几年了，观察到一个现象。”汤若望斟酌着词句，“贵国的士大夫，聪明绝顶，学问渊博。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喜欢争论是非，却不善于解决实际问题。一份奏疏递上去，光是议论，就能议论几个月。等议论出结果了，事情早就变了。陕西的饥民，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