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几个月。”

    徐光启苦笑：“若望，你说得对。但这不单是士大夫的毛病，是体制的毛病。大明朝的官制，设计之初，就是为了互相制衡。一件事，要经过层层上报、层层审议、层层批准，才能施行。等施行下去，黄花菜都凉了。可要改这体制，比登天还难。”

    两人沉默相对。窗外，传来一阵鸽哨声。几只白鸽掠过灰色的天空，飞向远方。

    “徐大人，”汤若望忽然开口，“我想去陕西。”

    徐光启一愣：“去陕西？”

    “去陕西。”汤若望的目光坚定，“您奏疏里说的那三件事——修历法、兴水利、种甘薯。修历法，我在钦天监可以做；兴水利，徐贞明可以做；但种甘薯，需要有人去陕西，手柄手地教百姓怎么种、怎么收、怎么储藏。我愿意去。”

    徐光启看着这个异国的传教士，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这个人，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本是为了传播他的信仰。

    但十几年下来，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与信仰无关的事上——帮中国人修订历法，帮中国人制造火炮，帮中国人翻译西方的科学典籍。

    如今，他又要自告奋勇，去那个赤地千里、饥民相食的陕西，教百姓种甘薯。

    “若望，陕西现在很乱。”徐光启的声音有些沙哑，“流寇遍地，官军剿不胜剿。你一个外国人，去那种地方，太危险了。”

    “我知道。”汤若望平静地说，“但正因为危险，才更需要有人去。耶稣说过，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徐光启沉默了。

    他不是基督徒，但他理解汤若望的信念。

    那是一种超越了个人安危、超越了国界和种族的、对世人的大爱。

    他自己，何尝不是如此？一辈子痴迷于那些“无用”的实学，被人嘲笑为“迂腐”，被同僚排挤，被上司冷落。但他从没后悔过。

    因为，总要有人去做那些事。

    “若望，等圣上的批复下来，如果准了，我跟你一起去陕西。”徐光启说。

    汤若望看着他，蓝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徐大人，您年事已高，何必亲自跋涉？”

    “正因为年事已高，才更要去。”徐光启笑了笑，“我这辈子，写了不少书，说了不少话。但真正亲手做的事，太少了。趁还走得动，我想亲手在陕西的地里，种下几棵甘薯。等它们长出来，结了薯，让那些饿着肚子的百姓，尝一尝。让他们知道，这世上有一种东西，种下去，就能活命。”

    汤若望没有再劝。他站起身，向徐光启深深鞠了一躬。

    “徐大人，能和您共事，是我毕生的荣幸。”

    徐光启也站起身，扶住他的手臂。两个年龄、国籍、信仰截然不同的人，在这间堆满书籍的偏厅里，相视一笑。窗外，鸽哨声再次响起，白鸽掠过灰色的天空，飞向西南方——那是陕西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