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尔朱兆、堂弟尔朱世隆等人手握重兵，盘踞四方。元徽作为“总统内外”的头号执政者，这个时候应该拿出什么对策？是迅速分化瓦解尔朱家族？是调集忠于朝廷的军队构筑防线？还是派人谈判争取时间？

    都不是。史书的记载令人大跌眼镜：“徽本意谓尔朱荣既死，枝叶自应散亡。”——元徽原本的想法是，尔朱荣这个主心骨一死，他手下那些尔朱家的人自然就会作鸟兽散，根本用不着操心。

    这简直是政治幼稚病晚期。尔朱家族经营多年，树大根深，彼此之间利益纠葛极深。你杀了他们的族长，他们不想着报仇才怪，怎么可能“自应散亡”？这种一厢情愿的判断，就像一个棋手吃掉对方一个车，就觉得对方会直接投子认输一样荒谬。

    等到尔朱世隆、尔朱兆等人果然起兵反扑，大军浩浩荡荡杀向洛阳时，我们这位“总统内外”的元大司马，表演简直辣眼睛。原文是：“及尔朱宗族聚结谋难，徽算略无出，忧怖而已。”——等到人家集结兵马杀过来了，这位当初策划暗杀的“谋主”，一丁点有效的应对策略都拿不出来，只剩下忧愁和恐惧。

    想象一下那个画面：金銮殿上，皇帝眼巴巴地看着他最信任的谋臣，希望他能拿出一个破敌之策。而这位谋臣面色惨白，嘴唇哆嗦，憋了半天憋不出一个屁来。这和几个月前策划暗杀时那个意气风发、运筹帷幄的形象，判若两人。

    他就像一个拆弹实习生，成功剪断了雷管引线，正在得意洋洋地拍照发朋友圈庆祝，结果发现这枚炸弹还有第二套引爆装置，倒计时正滴滴答答地响着。而他，连说明书都看不懂。

    更离谱的还在后头。敌军压境，人心惶惶，此时最该做的是什么？当然是犒赏守城将士，激励士气。可我们元王爷体内那深藏的吝啬基因，偏偏选择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不合时宜地大爆发。

    《魏书》的记载令人窒息：“有所赏锡，咸出薄少，或多而中减，与而复追。”——他拿来赏赐的东西，要么本来就少得可怜，要么明明说好了数目又临时打折扣，最过分的是，有时候已经给出去了，想想又心疼，居然派人追回来。

    这不是在犒赏三军，这是在玩“拼多多砍一刀”——看着有希望，但永远差那么一点。你可以想象那些将士们的心情：我们在这儿准备跟尔朱家的虎狼之师拼命，脑袋随时可能搬家，你堂堂大司马、当朝太保、城阳王，拿这点零碎东西糊弄我们也就算了，给出去还往回要？这日子还有法过吗？

    将士们的反应，《魏书》用八个字概括：“恩不感物，人尽离心。”——他的那点恩惠根本打动不了人心，所有人都对他离心离德了。战场上，最怕的不是敌人太强，而是自己人已经不想替你卖命了。

    他的司徒府司马李苗，早就看穿了他。这位李苗是当时有名的直臣，他曾私下对人说：“城阳本自蜂目，而豺声复将露也。”蜂目豺声，是古人形容凶残之人面相的术语，意思是这个人眼神像黄蜂一样凶狠，声音像豺狼一样残暴。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这人一看就不是好东西，早晚要现原形”。一语成谶。

    第四幕：逃亡路上的黑色荒诞——黄金、背叛与报应

    永安三年（530年）十二月，尔朱兆的军队攻破洛阳。这座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市，瞬间变成了修罗场。皇宫禁卫一哄而散，满朝文武各自逃命，谁还顾得上谁。

    孝庄帝元子攸狼狈地徒步逃出云龙门。他环顾四周，身边已经没几个人了。就在这时，他看到了一匹熟悉的身影——元徽骑在马上，正要离开。对孝庄帝来说，这无疑是绝望中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以为，这个和自己一起谋划大事、自己视为心腹、赐予无上荣宠的城阳王，至少会拉自己一把。

    他错了。而且是错得离谱。《魏书》记录了那个令人心碎的画面：庄帝“频呼之，徽不顾而去”。皇帝一遍遍地喊他的名字，声音从急切变成哀求，或许还夹杂着咒骂。但元徽连头都没有回一下，一鞭子抽在马屁股上，飞也似的跑了。他把那个曾经言听计从、给予他一切荣华富贵的皇帝，像扔一双破鞋一样扔在了身后。

    孝庄帝很快被尔朱兆的骑兵追上俘虏，被关押在永宁寺，后来被押送到晋阳（今山西太原），在一座佛寺里被缢杀，年仅二十四岁。临终前他留下绝命诗一首，末句是：“怀恨出国门，含悲入鬼乡。”一个年轻皇帝的悲愤与绝望，尽在其中。

    而他曾经最信任的城阳王元徽，此刻正在南边的山路上亡命奔逃。他不是空手跑的，随身携带了精心积攒的家当：黄金一百斤，骏马五十匹。在那个乱世，这是一笔足以让任何人眼红的巨款。大概在元徽看来，只要带着这笔钱找到可靠的落脚点，隐姓埋名也好，东山再起也罢，总还有机会。

    他逃到了洛阳南面的山区，投奔一个他认为绝对可靠的人。此人名叫寇祖仁（《北史》记作寇弥），是前洛阳县令，也是元徽一手提拔起来的老部下。更重要的是，寇家一门之中出过三位刺史，而这三个刺史的位置，都是拜元徽所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