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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走了。他有两句名言，用在乱世很合适：

    1.泡沫没被刺穿就不叫泡沫。

    2.如果你听懂了我的话，那你就是没听懂。

    孟德斯鸠早就看透了权力的本质。

    他说：我年轻时认识一位总督。他是我见过的最和善的人之一，喜欢园艺，养了一条瘸腿的狗，每周日下午都会给当地的孤儿院送花。所有人都说他是个好人。

    后来他被调去了另一个殖民地。

    三年后我再见到他时，他胖了许多，眼神里多了一种我以前没见过的东西。

    那是一种习惯了别人在他面前低下头的神情。

    他的下属告诉我，他现在会因为厨师做的汤不够热就把整桌菜掀翻。

    孟德斯鸠讲这个故事，不是为了说明这位总督本质上是个坏人。恰恰相反，他说：我想说的是，他本质上和我们任何人都没什么两样。

    改变他的不是某种突然降临的邪恶，而是权力本身。权力就像一种烈酒，很少有人能在喝了十年之后还能保持清醒。

    这就是孟德斯鸠两百多年前就想明白的事情。

    他说，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倾向于滥用权力。请注意他用的是“倾向于”。

    他不是在下一个绝对的判断，不是在说每个人都会变成暴君。

    他只是指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权力这东西，天生就有膨胀的趋势，就像气体总会充满它所在的容器一样。

    但人们总是误解他。

    有些人把他这句话当成教条，到处嚷嚷“权力必然腐败”，仿佛只要手里有权，人就一定会变成魔鬼。

    这不是孟德斯鸠的意思，也不是生活的真相。

    他见过一些真正高尚的人，他们在高位上待了很多年，依然保持着谦逊和正直。

    这样的人很少，但他们确实是神一样的存在。

    孙中山先生就是这样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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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闭关锁国，文字狱和八股取士的三重剿杀下，大清臣民的心智不断下降。

    以至于大清上下，从道光帝到林则徐，再到基层官吏，竟然没有人知道英国的具体位置，甚至认为英国人离开了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就会被活活胀死。

    早在嘉庆年间，当时的著名学者龚自珍，就已经洞察到了这一严重问题，他说当时已经没有了人才。

    就连有才能的卖唱女，有一点技术含量的小偷和盗贼都没有了。

    可笑至极。

    到了清末，愚昧就成了贴在大清国民脑门上的标签，愚昧到盲目排外和仇外，愚昧到自认为刀枪不入，终致引发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为惩罚这种愚昧，要求大清百姓每人向洋人赔款一两，可谓极尽羞耻之能事。

    盖庚子拳变之后，尤其是“日俄战争”前后，清政府和中国士大夫阶层，也在进步的“华侨青年”之后，体会到传统老套搞不下去了，非兴西学，搞革命或维新，无以自强。

    西学西语一时顿成显学，老辈不再歧视、小辈则趋之若鹜。

    因此留日留欧的公自费留学生乃成群出国，势如潮涌。日俄战争期间，东京一地的中国留学生，便多到两万人。

    欧美两洲亦各有百数十人。

    这时吴稚晖举人亦以《苏报》案牵连，做了政治犯，逋逃伦敦。比中山晚出十余年，他也“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语见中山先生于一八九六年伦敦蒙难后之自述）。

    再看所居之地，物品之盛，习俗之醇，“不图三代之治，见于今日”（这是清廷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对英伦的印象）。

    吴举人傻眼了。以他那四十之年，无锡之腔，霜晨月夕，还在大啃其初级英语拼音，稚老真要跳楼了。

    这样也才开始认识孙文并不是绿眉毛、红眼睛的江洋大盗；相反的，孙文却是个眉清目秀、温文儒雅，语通英汉、学贯中西的大博士、洋翰林，世界一级的政治家和革命领袖。

    以一个无锡的土举人和孙公相比，真是丘陵之于泰山也。所以吴稚晖就要把所有“线装书都丢到茅坑里去”，尽弃所学而学焉。

    因此他在伦敦第一次见到中山之后，傲气全消；搞了一阵无政府主义之后，终于做个诚恳的孙文主义信徒而五十年不渝也。

    四十岁的吴举人尚且如此，二十上下的革命小青年和留学生，就不用说了。

    “江流石不转”，孙中山先生未变也。

    可是潮流变了。

    中国现代化运动已进入另一阶段。孙公的历史任务也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那个“同盟会”的阶段了。

    这段1776年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是启蒙时代“天赋人权”思想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