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一出，桌上几人纷纷点头。

    这年头，四书五经和程朱理学早就刻进了读书人的骨头里，士农工商的等级更是天经地义。

    工匠手艺再巧，那也是末流，哪能跟圣贤学问相提并论？

    可角落里，一个穿灰布短衫的铁匠听完，却默默喝完了碗里的残茶，放下茶钱就走了。

    他心里打着算盘：自家娃脑子灵，就是家里穷，请不起先生教经书，科举这条路根本走不通。

    要是新学真教真本事，还能当官，那娃说不定真能有出头之日，总比跟着自己打一辈子铁强。

    像这样的议论，不光在茶馆酒肆，在街头巷尾、衙门廊下，甚至深宅大院的内堂里，都在传。

    新学就像一颗石子砸

    没过多久，就传遍了大明的每一个角落。

    有人拍手叫好，有人嗤之以鼻，有人忧心忡忡，也有人摩拳擦掌。

    而最先跳

    反而是散落在各地的理学宿儒、屡试不第的落第生员，还有那些等着靠举荐当官的读书人。

    这些人

    或是写文章印成传单，四处散播；或是联名给当地官府上书，要求明令抵制新学。

    短短大半个月，各地反对的急报就像雪片似的飞往应天，堆在了教育部尚书杨宪的案头。

    杨宪本就是个急性子，接了办新学的差事，更是天天泡在衙门里，查账目、改章程、编教材，恨不能一天掰成两天用。

    如今各地反对声一浪高过一浪，地方官又大多观望不前，他急得嘴角都起了泡，头都大了三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