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都烧了，不让我提过去的事，不让我回柳林街，不让我打听任何人。”

    “她说，忘记才能活下去。”

    陆峥看着他。

    陈默没有抬头。

    “我记了二十八年。”他说。

    他慢慢从椅子上站起来。

    绕过办公桌。

    走到陆峥面前。

    一米七八的男人。

    一百五十斤的体重。

    警服上的肩章、胸徽、臂章加起来不到三百克。

    但他此刻站在那里。

    像一个七岁男孩。

    站在1984年3月12日的柳林街口。

    看着一个陌生的叔叔把自己推开。

    看着那辆失控的卡车撞上那个叔叔的身体。

    看着血从那个叔叔的脑后渗出来，在初春还结着薄冰的路面上洇成深红色的一摊。

    他蹲下来。

    那个叔叔还睁着眼睛。

    嘴唇动了动。

    没有声音。

    他凑近去听。

    那个叔叔说——

    “小峥……”

    他在喊自己的孩子。

    他在最后一刻想的不是自己救了谁。

    是他再也回不去的家。

    陈默站在陆峥面前。

    二十八年来第一次。

    他把手从身侧抬起来。

    抬得很慢。

    像那年梧桐树下，他把从家里偷出来的玻璃弹珠分给陆峥一半，伸出手时也是这样慢。

    “对不起。”他说。

    那只手悬在半空。

    没有落下。

    陆峥看着他。

    二十八年前那个跟在他身后捡弹珠的男孩，如今比他高小半个头，肩膀宽得像一堵墙。

    但那双手没有变。

    虎口有茧，掌心有薄汗。

    像那年把玻璃弹珠塞进他手里时一样。

    陆峥伸出手。

    握住了。

    陈默的肩胛骨在他掌心下轻轻震了一下。

    只有一下。

    然后那堵墙慢慢卸下力道。

    窗外的天阴了一整天，此刻终于漏下一线薄薄的日光。

    斜照进来，落在办公桌上那堆案卷的塑料封皮上，反出细碎的白。

    陈默抽回手。

    他转身走回窗边，背对着陆峥。

    “我爸不是自杀。”他说。

    陆峥看着他的背影。

    “1987年11月18日晚上，有人来过我家。”

    他的声音很平，像在陈述一条不需要佐证的事实。

    “我妈不记得了。她只记得第二天早上有人来通知，说我爸跳楼了。”

    他顿了顿。

    “但我记得。”

    “那天晚上下了雨，那个人没有打伞，站在楼道里和我爸说话。他戴着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我看不见他的脸。”

    “我只听见他说了一句话。”

    陈默转过身。

    他看着陆峥。

    “他说：陈科长，你儿子很聪明。”

    陆峥的呼吸停了一瞬。

    “第二天凌晨，”陈默说，“我爸从六号楼天台跳下去了。”

    办公室里静了很久。

    日光从窗边斜过来，把那道二十八年前的旧疤映成淡金色。

    陈默没有再说话。

    陆峥也没有。

    他们隔着这间堆满案卷的办公室。

    隔着1987年11月18日那夜谁也没有看清的脸。

    隔着柳林街17号院梧桐树下，两个男孩用铅笔刀刻在树干上的名字——

    左边是陆峥。

    右边是陈默。

    那些字后来被拆掉了。

    它们和整条柳林街一起，变成2003年城市规划档案里的一行备注：“已拆迁，原址改建商业综合体。”

    但它们没有被忘记。

    陈默记得。

    陆峥也记得。

    “那个人，”陆峥开口，“你后来见过吗？”

    陈默没有回答。

    他从窗边走过来，重新坐回办公桌后。

    拉开右手边第三个抽屉。

    取出一只档案袋。

    封口是新的，没有拆过。

    他把档案袋放在陆峥面前。

    “三个月前，”他说，“有人把它寄到刑侦支队。”

    陆峥看着那只档案袋。

    封面上没有寄件人地址。

    只有一行打印体字：

    “陈兆年案·补充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