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停在城北棚户区的边缘，再往里就开不进去了。

    拆迁队三年前在这里划了一道红线，推土机吃掉了大半条街，剩下一小片残垣断壁像被遗忘的墓碑，横七竖八地杵在杂草丛生的空地上。几栋还没拆完的矮楼歪着身子，墙壁上爬满了爬山虎，深绿色的藤蔓从破掉的窗户钻进去，又从楼顶的裂缝里探出头来，像是某种不死的生物在缓慢地吞噬着这座城市的旧骨。

    陆峥把车熄了火，拔了钥匙，但没有立刻下车。他透过挡风玻璃看着前方的废墟，目光在每一处阴影里扫过——一堆碎砖后面有一辆锈成铁皮的三轮车，三轮车旁边是一个倾倒的电线杆，电线杆后面是一栋半塌的二层小楼，小楼的门牌还挂在门框上，歪歪斜斜地写着“石榴巷23号”。

    “就是那儿。”夏晚星的声音从副驾驶传来。她已经把陆峥的外套叠好放在后座上，头发用一根皮筋随意扎了起来，露出整张脸。七天没睡好觉的脸是藏不住的，眼下的青灰色从皮肤底层透上来，像一块被反复擦拭的旧瓷，釉面还在，但底下已经有了细细的裂纹。可她的眼睛是亮的，不是那种兴奋的亮，是一种极冷的、专注的亮，像一个锁匠在黑暗中摸到了锁芯的第一颗弹子，手上的力度不敢松也不敢紧。

    两人下了车。雨后的废墟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土腥气，混着碎砖灰浆的味道和被雨水泡烂的木头的腐味，每走一步都有碎玻璃在鞋底发出刺耳的嘎吱声。夏晚星走在前面，脚步飞快，绕过那堆碎砖，踩着一根断裂的预制板跨过一道积了水的浅沟，径直走到石榴巷23号门前。

    门已经没了，只剩一个门洞，像一张黑洞洞的嘴。她站在门洞口，没有急着进去，而是抬头看了看门框上方的门牌号码。门牌锈得很厉害，数字“2”和“3”之间有一颗铆钉松了，整块牌子歪向右边，但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地址——父亲夏明远的旧宅。十年前父亲“牺牲”后，这套房子被国安部以“家属抚恤”的名义过户到了母亲名下，母亲去世后房子一直空着，后来棚户区拆迁，房产手续是夏晚星自己签的字。她对这套房子的每一块砖每一扇窗都了如指掌。

    可她不知道周慧芳。

    苏蔓的信是寄给周慧芳的，收件地址写的却是夏明远的旧宅。这个地址三年前就拆了，邮递员不可能投递成功，除非收件人主动去邮局领取。也就是说，周慧芳知道这封信会来，苏蔓也知道周慧芳会去取。这两个女人之间建立了一条通信通道，而这条通道的起点，竟是父亲住了半辈子的房子。

    “周慧芳在你家做过多久的保姆？”陆峥走到她身边，声音压得很低。在这片废墟里，声音会传得很远，撞在破墙上弹回来，形成一种诡异的回声。

    “我不记得了。”夏晚星摇头，眉头皱得很紧，“我小时候家里确实请过保姆，但换过好几个。我妈身体不好，我爸又常年在外面执行任务，家里没人照顾我，所以每隔一两年就会换一个阿姨。我对这个名字没有印象。”

    “马旭东查到的资料显示，周慧芳在你家做了十年。”陆峥顿了顿，让这个数字在空气里停留了一秒，“从你八岁到十八岁。十年，不是一两年。你不记得她？”

    夏晚星愣在原地。八岁到十八岁，那是她整个童年和少女时代。她记得家里那个窄窄的厨房，记得阳台上母亲养的那盆总是养不活的栀子花，记得父亲每次出任务前都会在她枕头底下放一颗大白兔奶糖。可她记不得保姆的名字。那些阿姨在她的记忆里像一排面目模糊的剪影，来了又走，做了饭洗了衣，哄她睡了觉，然后就消失了，连一个具体的轮廓都没留下。

    可周慧芳做了十年。十年里每一天她都在这套房子里进进出出，做饭洗衣收拾屋子，看着她从一个扎羊角辫的小丫头长成一个穿校服的少女。十年，足以让一个外人变成半个家人——可夏晚星连她的脸都想不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件极不正常的事。

    “有人抹掉了我的记忆？”她的声音发紧。

    “不是。你的记忆没有被抹掉，是被替换了。”陆峥跨过门槛，走进那间破败的客厅。客厅不大，天花板塌了一半，露出二楼的地板残骸，碎木条像断掉的肋骨横七竖八地悬在半空。雨水从破洞里漏进来，在地上积了一滩浅浅的水洼，水面上漂着几片腐烂的梧桐叶。他蹲下身，用手指拨开地面上的碎砖和墙皮，露出底下的木地板。木地板已经翘曲发霉，但在靠近墙壁的位置，有一块地板的颜色跟周围不太一样——周围的木板是深褐色的腐色，那一块却泛着一层极淡的蜡光，像是被人反复擦拭过。

    “你小时候，家里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每天都能看到，但从来不会特别注意的？”他头也不抬地问。

    夏晚星想了想，走进客厅旁边的厨房。厨房已经完全塌了，橱柜倒在地上，碎掉的碗碟散了一地，但墙上还有一处残留的瓷砖，瓷砖上贴着一张已经发黄褪色的塑料贴纸，是一只卡通小猫，举着“小心烫手”的牌子。她记得这张贴纸，是她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自己贴上去的，贴歪了，被母亲笑了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