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对南盟态度转变的国家中，最戏剧性、也最具象征意义的，是法兰西。

    1969年秋，巴黎，爱丽舍宫。

    戴高乐将军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背对着他的外交部长德马尔，沉默了整整三分钟。

    窗外，塞纳河畔的梧桐叶开始泛黄，秋天的巴黎笼罩在一层薄雾中。

    “你确定？”

    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而低沉。

    “总统先生，情报部门确认了。”

    德马尔小心翼翼地回答，

    “南盟在刚果的布局已经完成。恩古瓦比总统的政府完全站稳了脚跟。

    而我们在金沙萨扶植的那几个人……要么流亡，要么入狱。我们在中非的影响力，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戴高乐转过身，目光锐利：

    “所以，你的建议是……向那个让伟大的法兰西丢脸的东方人低头？”

    “不是低头，是接触。”德马尔纠正，

    “总统先生，时代变了。我们无法阻止南盟的崛起，就像我们无法阻止潮汐。但我们可以选择是等着潮水淹没我们，还是学会在潮水中航行。”

    戴高乐沉默了。

    他想起1958年他重返政坛时，曾誓言让法兰西重新伟大。

    十一年过去了，自己的祖国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伟大”了。

    拥有独立的核力量，退出了北约军事一体化，甚至在某些国际事务上与美苏叫板。

    但在非洲，在南盟面前，法国显得力不从心。

    刚果的“沦陷”是一个分水岭。

    那之后，喀麦隆、乍得、中非共和国……一个个法语非洲国家开始私下接触南盟，试探“另一种选择”。

    不是因为他们讨厌法国，而是因为南盟提供的条件——不干涉内政、长期稳定的资源采购合同、以及光驱素等先进技术的输出实在太诱人。

    “派谁去？”戴高乐终于问。

    。他不仅是文化部长，更是您的老朋友，一位有思想的作家。他去，既能代表我们法兰西的文化高度，又能传递我们的诚意。”

    戴高乐点了点头：“让他先去接触。不要张扬，不要正式访问，就说是……私人旅行。”

    半个月后，帕姆泉堡。

    。这不符合外交礼仪，但符合南盟的作风，他们不搞排场，只谈实质。

    接机的是乐静怡。

    她穿着一套剪裁得体的深蓝色西装，优雅而知性，微笑着伸出手：

    “马尔罗先生，欢迎。武先生在家里等您。”

    马尔罗握着她的手，心中有些诧异。家里？不是在办公室，不是在会议室，而是在……家里？

    车队穿过帕姆泉堡的林荫道，驶入武振邦的私人庄园。

    马尔罗注意到，路边的安保人员并不多，但每一个都站得笔直，眼神锐利。

    庄园内的建筑融合了东方和现代风格，没有金碧辉煌的奢华，只有一种低调的、令人舒适的雅致。

    武振邦在书房里等他。

    没有翻译，没有秘书，只有两个男人，隔着一张茶几，相对而坐。

    茶是龙井，杯子是青花瓷。

    “马尔罗先生，我读过您的《人的境遇》。”

    武振邦用流利的法语说，

    “您在书中写道：‘人不是生来自由的，而是通过反抗获得自由。’我深以为然。”

    马尔罗有些意外。

    他没想到这个神秘的东方富豪会读他的书，更没想到会用如此精准的法语引用。

    “武先生，您让我惊讶。”

    马尔罗放下茶杯，

    “您似乎对法国文化有很深的了解。”

    “不仅是法兰西文化。”

    武振邦微笑，

    “我对所有文化都有兴趣。因为我相信，人类文明的璀璨，属于全人类，不应该被国界或意识形态割裂。”

    马尔罗沉默了。

    他此行的目的是试探南盟对法国的态度，但武振邦一开口，就把话题拉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

    “武先生，那我就直说了。”

    马尔罗深吸一口气，“我国对南盟在非洲的扩张感到不安。我们认为，钢果的政权更迭，是在损害法兰西的合法利益。”

    武振邦没有反驳，而是平静地说：

    “马尔罗先生，什么是‘法兰西的合法利益’？？是控制当地的货币发行权？还是在巴黎决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

    马尔罗的脸色微微变了。

    “我不是在指责。”

    武振邦的语气依然平和，

    “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旧殖民时代的游戏规则，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