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被捕那天，名古屋下着雨。

    他刚结束一场演讲，地点是站前公园的一棵大银杏树下。

    听众不多，三十来个，大多是流浪汉和破产的商贩，打着伞，披着塑料布，沉默地听他说话。

    他没有讲竹简上的古文，没有讲那个平面世界，只讲一些很平、很慢、像河水一样的东西。

    “人活着，不需要向谁证明什么。树活着，不证明自己是树。草活着，也不用证明自己是草。它们都是大自然优胜劣汰留下的必然结果。

    同理：你们活着，也不需要像任何人证明自己配活，老老实实做工拿薪水，传宗接代………”

    雨落在银杏叶上，发出细密的、沙沙的声响。没有人鼓掌，没有人提问，没有人欢呼。

    大家只是围着凯恩，静静地在那里听着。

    然后警车来了。

    不是一辆，是五辆。

    蓝白色的车身上贴着“警视厅”的黑字，顶灯在雨中旋转，发出刺目的、间歇性的红光。

    十几个警察从车上跳下来，黒制服，白手套，防暴盾牌。

    他们没有冲散人群，没有喊话，只是围住了那棵银杏树，围住了凯恩。

    人群开始骚动，但没有人跑远。

    他们站在警戒线外，远远地看着，看着那个穿深色夹克的北美人人被反剪双手，戴上手铐，推进警车。

    全程，他一声不吭，没有挣扎，没有辩解。

    只有一脸淡然的微笑。

    人群也没有人喊“冤枉”，没有人喊“放了我们的朋友”，没有人发出任何声音。（这就是人性）

    只有雨，只有那些沙沙的、细密的、覆盖一切的声响。

    警车开走了。银杏树下留下一张被踩湿的小册子。

    封面已经被踩的稀烂，露出开篇第一页，依稀可以辨认出那几个字——不争，不抢，不问，不辩。

    东京，霞关，法务省。

    负责此案的是公安调查厅的一名年轻检察官，姓高桥。

    他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摆着厚厚一叠卷宗，证人口供、现场照片、那本小册子的鉴定报告、以及过去三个月全国三十八个都道府县提交的“流浪人员异常减少”统计表。

    数字不大，每个县几十到几百人不等，但加起来，超过四千人。

    四千个活生生的人，从街头、公园、桥洞底下、廉价公寓里消失，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没有退租，没有留言，没有自杀遗书。他们只是像蒸发一样毫无痕迹地消失了。

    高桥翻完了所有材料，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揉着太阳穴。

    他心里如同明镜一般知道那不是凯恩干的。

    一个人不可能让四千人凭空消失，没有运输，没有转移，没有任何物理意义上的移动。

    但那些人确实是在接触凯恩之后消失的。

    他们的消失与凯恩的演讲之间存在某种无法用法律语言描述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因果关系。

    那不叫证据，那叫直觉。而直觉不能定罪。

    审讯室在一栋没有窗户的建筑里。

    灯光惨白，墙壁是浅灰色的，油漆剥落，露出下面更深一层的灰。

    凯恩坐在椅子上，手铐已经解除了。

    他没有律师，没有请求领事保护，没有说话。他只是坐着，看着对面那面光秃秃的、没有任何装饰的墙。

    高桥坐在他对面，翻开笔录。“姓名。”

    “国籍。”

    “北美。”

    “职业。”

    “无。”

    高桥合上笔录。“凯恩先生，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吗？”

    凯恩看着他。“不知道。”

    高桥把一份名单推到他面前。

    “这些人，你认识吗？”

    凯恩低头看着那份名单，密密麻麻的日文名字。

    他一个都不认识。但他知道，他们都是那些在银杏树下听他讲过话、接过他递出的小册子、然后消失在人海中的普通人。

    “不认识。”

    高桥沉默了良久。

    审讯室里的灯管镇流器嗡嗡作响，像某种不耐烦的、催促的昆虫。

    一个月过去了，凯恩被转移了多处羁押场所，接受了无数次审讯，换了四拨检察官。

    问的都是同样的问题。那些人去了哪里？你们是怎么把他们送出去的？背后的组织叫什么？经费从哪里来？

    凯恩的回答始终如一。他没有送任何人，没有组织，没有经费。他只是走路、说话、发书。

    那些人去哪里，他不知道。也许他们只是去了另一个城市，换了一种活法。

    检察官们不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