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台北的冬夜冷得没有声音。

    这种冷，不是北方那种干冽刺骨的寒，而是从淡水河面上慢慢爬上岸的湿冷。它钻进人的衣领，贴着脊背往下走，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骨头缝里一寸一寸地摸索。

    凌晨两点十七分，林默涵从延平北路一家早已打烊的棉布行后门走了出来。

    他身上披着一件深灰色呢大衣，衣摆被夜风吹得轻轻晃动。大衣的领口竖起，遮住了半张脸，只露出一双沉静的眼睛。他的脚步很轻，像怕惊动这座被白色恐怖压得喘不过气的城市。

    三天前，“海燕通缉令“贴满了台北的大街小巷。

    那张印着林默涵画像的纸，此刻就贴在他身后棉布行的墙上。画像画得不算好，却抓住了最要命的地方——那双眼睛。画师显然听信了某个线人的描述，把林默涵的眼睛画得过分锐利，像两把藏在鞘里的刀。

    林默涵经过画像时，连看都没有多看一眼。

    这是他潜伏多年学会的本事：越是最危险的地方，越要表现得理所当然。就像此刻，他手里提着一只藤编药箱，脚步从容，仿佛只是一个被急召出诊的大夫，而不是一个被悬赏五万银元的**情报员。

    药箱里没有药。

    里面装着一台改装过的微型发报机，三卷备用电池，还有一张从旧报纸上抄下来的频率表。发报机被棉絮和蜡纸裹了三层，即便有人隔着药箱敲击，也听不出里面藏着金属。

    林默涵走到重庆北路转角，忽然停下脚步。

    前方三十米处，一个卖馄饨的小摊还亮着灯。

    摊主是个六十来岁的老人，缩在棉袄里，守着一口快要熄灭的炉火。炉子上的锅半掩着盖，锅里的水只剩薄薄一层，偶尔“咕嘟“一声，便再也翻不起什么浪花。

    小摊旁停着一辆漆成墨绿色的军用吉普车。

    车门上，一枚青天白日徽章在昏黄的灯泡下泛着冷光。两个穿美式夹克的年轻人倚在车边抽烟，靴子踩在潮湿的石板路上，鞋跟有一下没一下地磕着地面。

    林默涵的目光在他们脸上停了半秒。

    这两个人太年轻了，年轻得不像军人，倒像是两个刚从学校里被抓来充数的学生。可他不敢因此放松警惕——越是这种人，越容易因为紧张而做出过激的事。他们手里握着的不是枪，是他们自己无处安放的恐惧。

    他不动声色地转身，拐进了旁边的日新街。

    日新街是一条窄巷，窄到两个人迎面走来，都要侧着身子才能错开。巷子两侧是低矮的日式木屋，木墙上贴着潮湿的报纸，风一吹，报纸的边角便轻轻颤动，像几只濒死的白蛾。

    林默涵贴着墙根往前走。

    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先用脚尖探一探地面，确认没有碎砖、空瓦，才把重心移过去。这是多年地下工作的本能——在敌后的夜里，声音比枪声更危险。

    走到巷子中段，他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那脚步声很轻，却密得像雨点。来人在巷口停顿了一瞬，似乎在辨别方向，随后快步追了上来。

    林默涵没有回头。

    他用眼角的余光扫过墙面上斑驳的雨痕，看见一个穿黑色学生装的身影从巷口一闪而过。那人身形单薄，跑得很快，像一尾受惊的鱼。

    林默涵的心跳漏了半拍。

    他认得那件学生装。

    那是陈明月亲手为他改过的衣服。

    领口处原本松垮的线脚，被她用同色的棉线细细缝了一遍。针脚不算漂亮，却结实得很，是那种会过日子的女人才能缝出来的针脚。

    林默涵几乎要立刻转身。

    可他硬生生止住了脚步。

    这里是日新街，两边都是木屋，窗户纸薄得像蝉翼。任何一点异常的动静，都可能惊动屋里的人。而屋里的人，无论是睡着的，还是没睡着的，都可能成为敌人最好的眼睛。

    他继续往前走，脚步比刚才更慢了些。

    身后的脚步声也慢了下来。

    两人之间隔着十几步的距离，像两只互相试探的兽，在黑暗里绕着圈子。

    林默涵走到一户人家的屋檐下，借着从门缝里漏出的一线灯光，看见地上有一小片水渍。那水渍的形状很奇怪，不像雨水，倒像是什么东西从高处滴下来，在地上溅开。

    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鞋尖。

    没有水。

    那水渍是从身后那个人的身上滴下来的。

    林默涵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台北的冬夜虽然潮湿，却已经很久没有下过雨了。一个从巷口跑进来的人，鞋底不该带着水。除非——他是从有水源的地方来的。比如河边，比如码头，比如刚从一场追逐里涉水而过。

    他忽然想起三天前，苏曼卿在咖啡馆的地下室里对他说过的话：

    “张启明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