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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他一眼,把耳朵上的烟取下来点上。他没有问什么忙,吸了两口烟,把烟盒从兜里掏出来,捻开看了看里面还有几根,合上,塞回兜里。
“解放那个人,不沾便宜。你请他帮忙,该给钱的给钱,他不推。你要是打人情牌,他反倒不自在。”
赵铁山说:“行。一个月十块钱,帮我盯着一个人。”
“谁?”
“县供销社的副主任,姓周,叫周远山。瘦高个,戴眼镜,南方口音。不干别的,就帮我盯他每天什么时候上下班,跟什么人见面,有没有人去他办公室找他,平常去哪个食堂吃饭,跟谁走得近。”
王铁柱把烟头掐灭了,塞进自己的裤兜里。他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看着赵铁山。“铁山,你这是要跟人干上了?”
赵铁山没回答这个问题。“你就说帮不帮吧。”
王铁柱站起来,把裤腿放下去,拍了拍裤腿上的泥。“我晚上去跟他说。十块钱一个月,不能少。”
“不会少。”
王铁柱走了两步,又回头。“铁山,不管你要干啥,我站你这边。解放也一样。”说完就走了,步子不快不慢,后脚跟带起一小片尘土。
六月中旬,王铁柱的大舅子陈解放送来了第一批消息。
他不敢直接来赵家屯——一个搬运社的装卸工隔三差五往农村跑,太扎眼。他把话传给王铁柱,王铁柱再告诉赵铁山。
那天傍晚,赵铁山正在加工点打包黄芪片。省药材公司广交会的那批货已经全部加工完了,三百斤黄芪片、两百斤党参段,装了二十个麻袋,码在保管室墙边,等着车来拉。他蹲在地上扎麻袋口,用一根大号的钢针穿上麻绳,一针一针地缝。麻袋布粗,针扎进去要用力顶,手掌顶得通红。
王铁柱走进来,蹲在赵铁山旁边,拿起另一个麻袋开始缝。两个人缝了一会儿,王铁柱压低声音开了口。
“解放说,周远山每天早上七点四十到供销社,中午在食堂吃饭,下午五点二十左右走。他的办公室在主楼二楼东边第二间,门口挂着‘副主任室’的牌子。”
赵铁山手里的针顿了一下,继续缝。
“上周四晚上,解放看见他跟一个人在供销社门口说话。那人开了辆黑色轿车,牌照是省城的。解放说那人穿灰色西装,头发梳得油亮,看着像个大老板。”
“解放怎么知道是大老板?”
“车是新崭崭的上海牌,整个县城也没几辆。不是大老板谁开得起?”
赵铁山把那袋黄芪片缝好了,打了个结,把钢针往麻袋上一插。“解放还说什么了?”
王铁柱把缝了一半的麻袋放下来,往门口看了一眼——没人。“解放说那个人跟周远山站在门口说了得有二十来分钟。他也听不清说的啥,但他看见那个人从车里拿了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周远山,周远山没打开,直接塞进了公文包。”
赵铁山把手里的麻绳放下,站起来,在保管室里来回走了两步。上海的黑色轿车,省城牌照,灰色西装,头发油亮。除了周文渊,还能是谁?
“让你大舅子继续盯着。不用他打听什么事,就看、听、记。什么话、什么人、什么车,什么都记。他知道怎么做笔记吧?不知道的话我教他。”赵铁山停下来,转过身对王铁柱说,“跟他说可以记在烟盒纸上,记了当天晚上烧掉,不留痕迹。”
王铁柱点点头,站起来,把那袋缝了一半的黄芪片提起来抖了抖,重新蹲下去继续缝。
赵铁山走出保管室,站在院子里。天快黑了,西北方向的天边还残留着最后一丝橘红色的光,像一条烧红的铁线横在山脊上。南坡上的玉米地黑黢黢的,玉米秆在夜风里沙沙地响,声音很轻,但很密,像无数人在低声说话。
周文渊来县城了。他来找周远山,给了他一封信封。信封里是什么?钱?是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还是一份关于赵铁山的材料?
啸天从暖棚那边跑过来,嘴里叼着一只半死不活的老鼠,放在赵铁山脚前,仰着头看他。
赵铁山低头看了看那只老鼠——还在抽搐,嘴角有血。他蹲下来,拍了拍啸天的脖子。“不错,会打猎了。”
啸天被夸了,尾巴摇得像个螺旋桨。
“但老鼠不能吃,脏。去,扔了。”赵铁山指了指。
啸天低头看了看老鼠,又抬头看了看赵铁山,叼起来,跑到院墙根底下扔了,跑回来,蹲在他面前,舌头伸得老长,哈吃哈吃地喘气。
赵铁山伸手摸了摸它的脑袋,没说什么。
他心里清楚,周文渊给周远山的那个信封,就是他需要的证据链上最关键的那一环。但这一环他拿不到,除非他能在周远山的办公室里翻到那些东西。翻不到,或者翻到了但不合法,在法律上不能作为证据。
但他不是在法院打官司。
他是在跟周家兄弟斗法。这场斗争不在法庭上,在田野上,在县城里,在公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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