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基因匹配申请许可表递过来的时候好多格子还没填，申请人疑惑地询问这些空着的地方该填什么内容。

    来办业务的一般是两个人，所以窗口人性化的在申请人那侧摆了两张凳子。

    我接过申请表，针对空白格说明具体的填写内容，接着微笑着递还表格。在申请的这个阶段，大多数人眼里的喜悦多得像是一点也不担心申请被驳回，就好像通过是板上钉钉的事。

    不过实际上除了特殊职业，近些年的通过率确实高达百分之八十。

    这份工作有时候我做得很满足，他们的喜悦感染着我，那可能是我一天中愉快心情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上周的意外偶尔闪回在我的脑海里，但我把它当作一件需要被遗忘的事项命令我的大脑，我尽量不让自己回想当时的细节片段。

    丢失的东西渐渐补充进家里，好些我换了款式，企图给自己一些新东西带来的新鲜感。证件挂失补办能在网上操作的尽量在休息时间操作，必须去现场的我就和搭班的同事打个招呼，抽空跑一趟。

    午休时，我对照购物清单，把能凑满减的物品挑选进软件购物车里，选择下班时间送到家。

    下班后，我清点到货的快递或包裹，把它们摆在该在的位置或者塞进柜子里，拆除的纸盒子打包扔到公寓的垃圾处理区。

    这些事情几乎占据了我的生活，我暂时没时间和情绪处理别的事情，那些悲伤或者迷茫被划开胶带纸、撕开包装袋等一系列小事挤掉了。我甚至因为这些事感到身体疲惫，睡得格外早、格外沉。

    直到一封快件打破了我的这种故意保持的平静的生活。

    在工作日的下午我收到的这封快件，收件人信息不是业务大厅而是我的名字——而我从没有选过单位当收货地——我不解地签收后撕开封条，里面只塞了一张身份证。

    在我拿出来前，我以为是补办的身份证到了，但我选的明明是寄到家里。我拿出身份证，看着上面熟悉的旧身份证头像，翻面检查身份证的有效期。这明明是我原来的那张。被虞江偷走的那张。

    这个强盗，在我丢东西后没主动联系他，他应该知道我不想再和他有任何交集，他却自己出现了。我嫌恶地皱眉盯着他的小把戏，身体像想起了先前的抚摸一样一阵一阵起着鸡皮疙瘩。

    之后的整个工作时间，我的脑子里时不时跳出来这句话：“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我稍微不注意联想到与此关联的事，从殡仪馆离开后我们握住的手、我在消杀通道里可憎的想法、他唐突出现又无礼的举动，我只能靠在心里大骂然后把注意力转移到申请人身上，以此来消解我无法遗忘的背叛吴哲感情的痛苦。他才死了没多久，人怎么能没有感情成这样。我在心里大骂虞江无耻、卑劣，空有皮囊而没有品德，是该被回收的垃圾。

    偶尔也骂我自己，没人比我更了解自己，我骂自己更加不留情面，尽戳伤心的地方骂。最后又给自己找补，为先前尖酸刻薄的话找补救的方法，可是能怎么办呢，我想不到该怎么完全解决这件事。

    第二封、第三封快件陆续到我手上，我怀疑他在监控我，前一天处理更新的证件，隔天就收到了旧的。

    但我没看到他的人，也没观察到有陌生人跟踪我，接连几天我处在一种战战兢兢随时被监控的强装镇定的惊恐情绪里，晚上不时掀开窗帘一角留意外面的情况，走道一有动静就惊醒，睡不好一个整觉，心神衰弱。

    我也怀疑可能是手机被安装了监控软件，不过我查不到安装在哪儿。

    我看着半夜两点二十的时间跳到两点二十一，猛地从床上坐起来，凭什么只有我整宿整宿睡不好，翻出备忘录里的电话，打过去，我们需要一个解决方案——无论今晚能不能讨论出一个达成一致的说法，起码今晚不能让他睡个好觉。

    一阵嘟声。他没接。

    我接连打了两个，都是转入语音留言。我语气生冷僵硬地吐出几个字：“回我电话，我们聊聊。”像是使出全力的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我用被子捂着脸发出无声的尖叫，重重朝被子捶了两拳，才稍发泄出一点情绪。我下床去冰箱开了瓶冰水灌进嘴里降温，用瓶身贴了贴发烫的脸后才放回去。

    回到床上，看到他姗姗来迟的信息：在巡哨，晚点回。

    他的用字比我更少，他从文字里透出的无关紧要的情绪激起了我扭曲的攀比心，他甚至有我的电话，知道这半夜的两个未接来电来自谁。我被愤怒冲昏了头，明知道这种做法很鲁莽还是固执地拨打了电话。

    这回他接通了；漫长的等待后没有转入语音信箱。

    ……他没先说话。

    我按捺不住，说：“定个时间谈一谈。”没有主语，没有问候，语气近乎命令式。

    “……好。你定。”对面沉闷的声音好像有点鼻塞。

    “明天中午，见面谈。”

    “我最快后天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