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我一百块买来的，加上三轮怎么也能卖八十。

    你是我妹朋友，折三十，给五十就行。”

    我说不要了。

    “四十！四十总行了吧！”

    他拽住我袖口，“总得让我买身新衣裳回去，街坊看了才不笑话。”

    我数出三张票子递过去。

    多的那张，算是替那个连炒饼都要赊账的女人给的。

    他千恩万谢地走了。

    天黑透之后，我蹬着那辆缺了颗螺丝的三轮，把铁炉和玉米粒一起拉回住处。

    小米从屋里探出头，绷带还缠在脖子上，看着车斗里的东西皱眉：“峰哥，这破铜烂铁你从哪捡回来的？”

    铁炉内壁还烫着，我用扳手敲了两下，听声辨厚薄。

    炉膛里残留的玉米粒炸开了花，焦黑的瓣粘在铁壁上，抠下来还能尝到一丝甜。

    “有用。”

    我把沾了煤灰的手在裤子上蹭干净，没再多说。

    三轮车停在路灯底下，铁罐子搁在车斗里，我对着电话那头说这是蹦爆米花的家伙，专门买来派用场，现成的爆米花堆了一桌子，让她们放开吃。

    老钱家那个闺女确实没客气，她吃剩的那些，我一股脑全塞进了她房间的角落。

    自打那件事出了之后，假鱼哥和红眼睛两个人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手机一个短信都没给过我。

    现在一听到铃声我就浑身发毛，不管来电显示是谁，手指头都不敢往接听键上滑。

    我害怕别人知道我带着小米窝在老钱家的屋里头。

    天黑透以后，我催着小米把药喝下去，跟老钱借了件破棉大衣套在身上，又把猴帽往头上一裹，骑着那辆破三轮往养老院的方向蹬过去。

    谁的电话我都不敢信，连把头的号码也悬在嘴边没敢拨。

    我把摊子支在路灯底下，铁罐子和炉子摆了一排。

    蹦爆米花这东西就是个挡箭牌。

    我压根不会摆弄那玩意儿，有人捧着装玉米的罐子过来问一锅多少钱，我张嘴就说八百，吓得人扭头就跑。

    两天就这么熬过去，终于等到了吴爷的动静。

    他在电话里说正开着车往回赶，从苗寨那边带了个鬼草婆回来，是正经会摆弄蛊术的苗家女人。

    他讲夜里九点多能到养老院，让我装成蹦爆米花的，先看看这通电话是真是假。

    时间踩着点走，那天晚上九点半就来了。

    远处亮起一束灯光，等那辆车开近了，我认出那是吴爷走的时候开的那辆。

    我三步并两步凑上去，往车头前头一站。

    车里的人摇下玻璃问**啥。

    我扒着窗沿喊，问他们要蹦爆米花吗，一锅一块钱。

    车窗又往下落了一截，吴爷的声音传出来，让我让道。

    确认是本人，我一把扯下猴帽，跟他说是我啊吴爷。

    他愣了几秒，问这是怎么回事。

    我没多解释，拉开车门就坐进去了，让他别往养老院那头开，那边不安全，说来话长，换个地方再说。

    吴爷皱着眉头吩咐小柳倒车，去快捷旅馆那边的停车场。

    车子一掉头就离开了银杏街。

    这时候我才看见车里还坐着两个人。

    一个苗族打扮的老太太，瞧着有六十来岁，耳垂上挂着老大的一对圆环。

    另一边坐着个更老的，头发全白了，一脸的褶子，看着起码七十打底。

    吴爷介绍，说那位是广西大后山村的蛊婆，早年跟阿兰是姐妹，旁边那位是罗平县的的先生。

    有这两位在，我的事应该能摆平。

    我赶紧跟两位问好。

    老太太和老人只是瞅了我一眼，一个字都没回。

    吴爷说他们听不明白普通话，又说我命好，本来能请到蛊婆就烧高香了，没想到罗平县的这位年轻时也认得阿兰，两个人都愿意搭把手。

    他说先生不是人名，在苗寨里头，那是个响当当的称呼，跟蛊婆一个分量。

    耳朵里还残留着金沙江边那块立点金石的回响。

    记得么？我曾提过一个人，他能驱使野猪翻山越岭，替人寻那埋在地底的金脉。

    那是个汉人，几代之后，血脉被山风染透，后辈全成了苗人。

    他留下的骨血里，有一个叫老金苗的，就藏在车里。

    他在寨子里站着的时候，连蛊婆都要侧身让路。

    族长见他，也得把腰弯下去三分。

    吴爷说我撞了大运，我还不太信。

    广西西部那片深山，大后山苗寨村的舌头卷得格外刁钻——黔滇音混着藏语系的根骨，又和苗瑶语搅在一起，像广东话里偶尔蹦出个“穿鞋啊”

    “扑街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