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虽然赋闲在家，但他也听说了官厂改制的事儿，他对这件事十分关注，这是对陛下政治担当和能力的重大考验，也是大明必须要过的生死关。

    王崇古死了，官厂和驰道的修建，都陷入了巨大的困难之中。

    这个矛盾可谓是万历维新以来，皇帝要独立面对的最大挑战，如果皇帝能够顺利解决，他就可以安心地走了。

    他其实也有自己的担忧，他虽然退了，但他还没死，他制定的条规还因为他这个威权人物在世，仍然被普遍遵守着，如果他死了，又会有新的变化。

    威权人物和威权政治的好处，就在于见效快，力度集中，做得快，坏处就在于，一旦失去了威权人物，几乎所有的事儿，都可能陷入败坏之中，是一定会陷入这种困境，没有任何的例外。

    不仅仅是他，戚继光也是如此，如果政策随着威权人物的离世就彻底失效了，那这新政还不如不折腾，维新有阵痛，走回头路也有阵痛。

    对于势豪、乡绅而言，朝政就象冬日里的一阵风，只需要紧紧身上的大氅，老实一点就过去了，可对于穷民苦力而言，那就是刮骨的妖风。

    最终要承受吃两茬儿苦的还是百姓。

    目前来看，陛下不缺政治担当，需要出手的时候，陛下没有任何的尤豫，直接动手，就看陛下开的药方是不是有效了。

    “先生，朕有惑。”朱翊钧坐直了身子，象二十多年一样请教着老师，解开他心里的迷茫和疑惑。“陛下，臣老了。”张居正一听说朕有惑这三个字，立刻打了个激灵，他是真的怕了这三个字，每次陛下说出这三个字来，他都得慎重思考，而且往往没有答案，陛下当年那些问题，他现在都没有找到答案。“先生，按理说官厂上出了问题，该从官厂上解决，但是，侯于赵和高启愚，都选择了从地方衙司去解决。”朱翊钧还是说出了自己的疑惑。

    自万历元年起，万历维新的一切政策，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要维新，先治吏。

    皇帝喊出了官厂自负盈亏，而后礼部和户部开始根据圣意制定各种规章制度，而这些规制，没有立刻涉及到官厂，主要是对地方官吏们的巨大约束。

    朱翊钧继续说道：“通常情况，要想缓解甚至解决一个矛盾，就要从主要矛盾开始，显然地方衙司和官厂的矛盾，是次要矛盾，可往往从次要矛盾入手，看起来更加容易解决。”

    解决问题不去抓主要矛盾，盯着官吏穷追猛打，这很怪。

    “陛下要是问这个问题，臣倒是能说两句，这高启愚虽然是臣的弃徒，但到底是臣的门生，他别的没学会，跟人斗的本事，学的却很扎实。”张居正一听陛下的问题，立刻来了精神，这个问题，到了他最擅长的领域，吏治。

    也就是怎么跟人斗。

    高启愚是个弃徒，别的不会，跟人斗的本事，倒是学的有模有样。

    “陛下，高启愚和侯于赵他们制定规章制度，切入单击在了央地矛盾，选在了官厂和地方衙司的矛盾，这个切入点很好，因为只有这么做，才能把各地官厂，变成朝廷的官厂，而不是乡官的官厂。”张居正进一步解释道。

    斗争第一步，永远是搞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朝廷不是地方官厂的敌人，朝廷是地方官厂的后台，是地方官厂的支柱，一旦朝廷怠惰，那官厂面对地方这些官贼们，就毫无应对手段。

    高启愚说的经营良好的那几家，无一例外，都是朝廷高度关注的官厂，以至于地方衙司，根本不敢上门讨口子。

    朝廷清楚这一点，而如何让地方官厂清楚这一点，才是最难的。

    斗争的主要手段很多很多，但绕来绕去，其实就一句话，以多欺少，自古以来，这就是最好的手段。要让地方官厂知道自己是朝廷的官厂，不是地方衙司几家几姓的官厂，这就需要先治吏，先约束地方衙司，让地方官厂清楚知道自己的归属，知道朝廷和官厂站在一起。

    “高启愚这个立场的选择也很有意思。”张居正继续说道：“高启愚之所以这么选，是因为民不与官斗，就是把官厂叫做官厂，带个官字，他也不是官。”

    “朝廷不帮官厂，官厂在和地方衙司的斗争中，就永远处于劣势，用永远无法对地方衙司拆借说不。”朱翊钧对斗争理解很深，他其实主要是奇怪高启愚的立场选择。

    “陛下，这样的事儿已经发生过一次，不能再来一次了，朝廷不帮着这些官厂，过不了几年，这些官厂就不姓朱了。”张居正在自己家的文昌阁，说话就很大胆了，他年纪也大了，也懒得遮遮掩掩，直接明说了。

    官厂看起来是公，其实还是私，因为张居正从来没有拆分过君国、君父，君国一体，那就不是摄政僭越，而是造反了，陛下自己也没办法拆。

    这些官厂的确是朝廷的官厂，但同样是老朱家的家产。

    永乐年间创建那些官厂，最后全都不姓朱了，那些住坐工匠，都慢慢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