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懒得再想，实在不行就掀桌子，重新梳理一遍好了，现在他有这个实力了。

    戚继光也只是笑，万历维新的威权，其实已经完全转移到了陛下的身上，陛下甚至不需要一直英明，只要在位子上坐着，万历维新就不会陷入过分糟糕的局面之中。

    “陈准，松江大学堂的学正，他写了一篇文章。”朱翊钧递给戚继光一本杂报，陈准的文章越来越犀利了。

    戚继光细细看着这篇文章，越看面色越是复杂，万历维新的进程中，包括了大思辨，朝廷允许对一些社会普遍现象进行讨论，大思辨的成果非常丰厚，而这篇文章也是成果之一。

    陈准在杂报上跟人吵架，吵了足足一年多，吵出了这篇文章。

    而争吵的议题，就是由谁为万历维新之前的大明处处败坏、几乎有亡国之危负责。

    这个议题实在是有些太恐怖了，以至于陈准一直在跟人吵架，吵得时间久了，陈准就把一些问题给想明白了，就有了这篇《大明罪人》。

    “有些过于大胆了。”戚继光如此评价这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的内核观点，把皇帝也骂了。从大明皇帝，到乡贤缙绅，所有朝廷的、地方的统治阶级，都是大明罪人，因为在漫长的两百年国祚之间，大明逐渐开始忽视苦难，而忽视、不在乎苦难，就是肉食者们刻意塑造出来的世界。

    “真正危险的不是愤怒，而是有骨有肉的愤怒。”朱翊钧对这篇文章很喜欢。

    每个人都很愤怒，但只要这种愤怒，还是个人的愤怒，而不是集体的怒吼，对任何一个肉食者而言，都不必畏惧，因为没有组织起来的愤怒，毫无力量可言。

    而陈准从三个方面，逐层递进地论述了这种“忽视苦难’的世界，究竟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小到个人，大到国朝这个集体，人们的一切行为和决策，究竟是由人的意志决定，还是由环境而决定？陈准给出的答案是，由环境而决定。

    只要把环境设计好，人们会自己去选择，会走向那个方向，人们会认为是自己的选择，让自己的生活如此的困苦，而不是去思考这一切，都是制度、机制的刻意设计。

    陈准举了一个例子，万历九年，一个操戈索契的奴仆的真实故事。

    这个奴仆，他本来不是奴籍，而是苏州府一个普通的农户，家里有十二亩地，但这十二亩地他没守得住，卖给了乡绅，而后他本人成为了佃户，生活愈发地困苦，最终把自己卖了，以求生存下去。后来他就被转卖到了松江府，陈准机缘巧合治下，得以与其相识。

    而整个过程，他自怨自艾，埋怨自己不争气，悔恨自己不够努力，一直到万历九年，皇帝圣旨到了松江府，废除贱奴籍制度，这个奴仆才忽然意识到：本不该如此。

    江南奴变，操戈索契，的确是因为废除贱奴籍，但其内因，还是这些人意识到了：本不该如此。两百年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江南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残害人的体系。

    这套体系，让普通农户根本无法承担任何的风险，哪怕是一点点小的意外，就会让人的阶级快速滑落到为奴为仆的地步。

    朝廷的税赋是定好的，但巧立名目的税赋和让人苦不堪言的劳役、私役，让人们根本无法安生生活，所有的劳动产出，就象是被计算好的一样，刚好能填饱肚子，哪怕摔一跤，也会变得十分的麻烦。佃户租贷田土，租税真的合理吗？给人放牛还要交草束，才有资格放牛，这合理吗？成为了佃户，意味着不能再犯任何一点点的小错，否则就会变成奴仆。

    一个精心设计的体系，所有肉食者们，朝廷的流官、地方的书吏、衙役，乡绅为首的乡官，甚至是乡野之间的耆老们，都默契的维持着这个体系的运转，因为都是受益者。

    在废除贱奴籍之前，这一切都是十分合理的，但陛下圣旨到了，告诉万民，这样不对，这样不合理，本不该如此，操戈索契立刻遍布整个大江南北。

    “陛下，太子南巡的时候，讲了一个辛三娘的故事，辛三娘用尽了所有的力气，想要活下去，哪怕是自己死了，脏了，臭了，也要让自己的孩子活下去，但她还是活活饿死了。”戚继光忽然想起了太子南巡游记里的事儿。

    辛三娘的一生，真的是太苦了。

    而辛三娘的故事，就完美地证明了这个精心设计的体系，真实存在。

    辛三娘都把自己轻贱到了娼妓的地步，依旧没能逃脱，依旧没能保住自己的田，明明家里有粮，却不敢吃，觉得自己还能再扛一扛。

    上报天子，下救黔首，是万历维新后戎政的军魂，如果救不了黔首，就报不了天子。

    “冤魂长泣血。”朱翊钧吐了口浊气，辛三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至于小徒弟复仇的故事，辛三娘已经死了，她并没有看到，她在绝望中死去。

    残害人的体系，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冤魂，而人心的愤怒在堆积，但，这种愤怒，在万历九年之前，却没有完全展现出来。

    陈准在《大明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