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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子上,用一种打量货品的目光看着陈正明。那目光里没有恶意,但也没有善意,只有一种长期从事基层工作练出来的、精打细算的审视。
“你是这一届全省第一名。”陶然说。
“是。”
“你知道你为什么被分到青江来吗?”
陈正明想了想,说:“我不确定。”
“我告诉你。”陶然坐直了身子,把两只手撑在桌上,“上个月省纪委来要人,本来第一批名单里有你。但是政审的时候,你的档案里多了一份——不,少了一份材料。具体是什么材料,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结果——你从第一批名单里被剔出来了,塞到了我这里。”
他顿了顿,补充道:“青江县信访局,全省最穷的县,最不受待见的部门。把你放到这儿,意思很明确——让你在这儿待着,眼不见心不烦。”
陈正明沉默了几秒,说:“谢谢陶局长跟我说这些。”
“我不是在跟你叙旧。”陶然摆摆手,“我是丑话说在前头。我这庙小,容不下大菩萨。你是研究生,你是第一名,你年纪轻轻前程远大,你不该来这儿。但既然来了,就要干活。我不会因为你学历高就给你特殊待遇,也不会因为你得罪了人就给你穿小鞋。在我这儿,唯一的评价标准是——你会不会干活。”
“我明白。”
“你不明白。”陶然又摆了一下手,“你刚才在老董面前的表现,我看在眼里。你蹲下去听他说话,你认真记了他的情况,你有同情心,你不怕麻烦——这些都好。但是你没有解决问题,你只是让他感觉好受了一点。”
他盯着陈正明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信访工作,不是让人‘感觉好一点’,而是要把事情弄清楚。能解决的,拿出方案;不能解决的,讲清楚依据。你把老董安抚走了,十五天之后你给我什么?你给我一张纸,上面写着‘经查,劳动局认定无误,建议信访人依法向法院起诉’——他看不懂。他还会再来。他来了,你怎么办?你再说一次‘我帮你问问’?”
陈正明没有回答。他的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屈,指尖泛白。
陶然靠回椅背,又点了一根烟。烟雾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方缭绕,像一顶灰色的帽子。
“我这个信访局,加上我,一共八个人。”陶然的声音低了下来,不再像刚才那样硬邦邦的,“去年收了三千二百多封信,来了五百多人次。我们八个人,一年到头连轴转,还是压了一堆旧账。有些人跑了三年、五年、八年,年年来,年年处理不了。原因不在我们,在他们的事本身就走不通——法律走不通,政策走不通,什么路都走不通。但他们不信。他们觉得只要跑得够多,总有一个部门会帮他解决。”
他吐了一口烟,把剩下的半句话咽了回去。
但陈正明从他那双被烟雾熏黄的眼睛里读出了那半句话:问题是,我们帮不了。
“你今天先别上岗了。”陶然说,“去综合科,把近三年的信访统计报表拿回去看看。明天开始,你先跟杜月英接访。接访两个月,把基层信访的门道摸清楚了,我再安排你干别的。”
“好。”
“还有。”陶然叫住了他,“那个老董的事,你既然记下来了,就把该查的查清楚。查完了,告诉他。他要是不服,你给他写行政复议申请书也好,告诉他去法院也好,反正把路指清楚。别让他空跑。”
“知道了。”
陈正明站起来,拿起包,走到门口。
“陈正明。”陶然在身后叫了他一声。
他回过头。
陶然没有看他,而是在看桌上那本《信访条例》注释版——陈正明出来的时候忘了拿,陶然顺手带了过来。他的手指在这本泛黄的书脊上摩挲着,像是在摩挲一块老玉。
“宋怀远是你导师?”
“是。”
“他身体还好?”
“还行。”
陶然点了点头,把那本书推过来:“你忘了拿。”
陈正明走过去,把书拿起来。他犹豫了一下,说:“陶局长,您认识宋老师?”
陶然没有回答。他把烟掐灭,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一棵老槐树,树叶被太阳晒得发亮。他的背影站在阳光里,军绿色夹克上有一块洗不掉的墨渍,像一摊旧年的血迹。
“一九六五年,他是我的班主任。”陶然的声音从背光里传来,低得像在自言自语,“他教过我一句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我记了二十五年,你也记着吧。”
陈正明站在原地,看着他花白的后脑勺,心里忽然生出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那种感觉不是感动,不是敬佩,而是一种跨越时代的、属于“学生”对“老师”的天然信任。
他把书夹在腋下,轻声说:“陶局长,我先出去了。”
陶然没有回头,只是往后摆了摆手。
陈正明走出局长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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