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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半小时后,吉普车开进了榕城市区。这是陈正明离开榕城半个多月后第一次回来。街道还是那些街道,楼房还是那些楼房,但一切都显得陌生了——不是因为城市变了,而是因为他变了。半个多月前,他穿着崭新的白衬衫,从这里出发,去青江县报到。那时候他脑子里想的是这个世界的剧情线、时间线、人物线,想的是十八年后汉东省的那场风暴,想的是如何一步一步往上走。
现在他想的不是这些了。
现在他想的是,柳河村的那口井还能不能喝,古城乡的李长水还在不在等,化工厂下游那三个村的庄稼今年能收多少斤。这些东西占据了他在青江县每一天的每一分钟,让他没有时间想“十八年后”,让他只能想“明天”。
市委在榕城市中心,一栋六层的灰色大楼,楼顶竖着旗杆,五星红旗在正午的阳光里猎猎作响。大楼前面是一个小广场,广场中央有一座毛主席像,老人家挥着右手,面朝东方。
王守一带着陈正明走进大楼,在一楼大厅登了记,领了临时出入证,然后坐电梯上四楼。走廊比县政府的宽一倍,地面是水磨石的,但被擦得很亮,能照见人影。墙上挂的不是标语,是油画——青山绿水,工农兵,丰收的田野。每一幅都画得很好,好到不像是真的。
信访工作座谈会在四楼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开,与会的人不多,七八个人,围着一条长桌坐了一圈。陈正明不认识其他人,但从他们面前的桌牌上看到了名字和单位——市信访局副局长,榕城区信访办主任,市法院立案庭庭长,市公安局信访处处长,等等。
赵达声坐在长桌的一端,面前摊着笔记本,手里握着一支钢笔。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衫,里面的白衬衫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头发花白,梳得很整齐,脸上的皱纹不多,但很深,像刀刻出来的。整个人给人的感觉是——干净、利落、不怒自威。
他的目光在会议室里扫了一圈,在陈正明身上停了两秒,然后移开了。那两秒里,陈正明感觉自己的履历表、信访件处理笺、笔记本上的每一行字,都被那双眼睛看了一遍。
“今天的座谈会,议题是基层信访工作的难点和对策。”赵达声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每一个字都像是被精确测量过的,没有多余的重量,也没有不足,“请大家结合工作实际,谈谈看法。不用念稿子,想到什么说什么。从你开始——”他用钢笔点了点坐在他右手边的市信访局副局长。
副局长清了清嗓子,开始发言。他说的是市里信访工作的整体情况、数据、指标、成绩,说得很流利,像是在背一份已经背了很多遍的稿子。赵达声听着,没有打断,但钢笔一直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写得很慢,像是在记,又像是在画。
轮了一圈,最后一个是陈正明。
赵达声的目光落在他身上。“你是青江县信访局的陈正明?”
“是。”
“王守一跟我提过你。”赵达声把钢笔放下,靠在椅背上,两只手交叠在桌上,“他说你处理了一起征地纠纷,写了一封让国土局不得不答复的转办函,还把化工厂的水样送到了省里检测。你一个刚上班不到一个月的新人,哪来这么大的胆子?”
会议室里安静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陈正明身上,有的带着好奇,有的带着审视,有的带着“我倒要听听你怎么说”的等待。
陈正明没有马上回答。他沉默了几秒,不是在想“怎么说”,而是在想“说什么真话”。
“赵书记,我不是胆子大。”他说,声音不大,但很稳,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我在信访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按程序办的。征地纠纷是按《信访条例》转办的,转办函是按规范格式写的,水样检测是按程序委托的。程序告诉我该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不是胆子大,是程序给了我依据。”
赵达声看着他,没有说话。那双眼睛里看不出任何情绪,没有欣赏,没有质疑,没有意外,只有一种深沉的、经过岁月打磨的平静。
“程序。”赵达声重复了这个词,声音很低,像是在品味它的味道,“你信程序?”
“我信。”陈正明说。
“为什么?”
“因为程序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会撒谎,会推诿,会拖。程序不会。走完程序,每一步都有记录,每一个记录都可以追溯。到了最后,没有人能说‘我不知道’。”
会议室里又安静了。
赵达声把钢笔重新拿起来,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写完之后,他抬起头,看着陈正明,目光里终于有了一点变化——不是欣赏,是一种更复杂的、说不清的东西,像是一个老木匠摸到了一块好木头,在掂量它能不能打出好家具。
“你那个化工厂的案子,纪委的同志找你了没有?”
“找了。他们取走了水样检测报告的复印件。”
“你知道那个案子的后续进展吗?”
“不知道。纪委没有通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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