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他的革命，我们才能提供人民群众可以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努力，来利己的环境。

    这就是利己与利他的辩证关系。所以我们要警惕利己主义，尤其是警惕那种超越了正常限度的利己主义。

    已经成为“恶”的利己主义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凶恶的利己主义。例如我们面对的国内剥削食利阶层，他们不掩饰自己的完全利己主义，剥削无极限，压迫无忌惮，逼得人民活不下去，还说这是他们的恩典。这一种凶恶的利己主义是外敌，当然是我们革命的首要对象。

    第二种则是精致的利己主义。“精致的”三个字，是描述伪装过、包装过的完全利己主义的形态，他们对其它人的利益，包括民族和国家利益，毫不在乎，只有他们自己的利益才是重要的。他们嘴上会喊口号，满口民主自由、独立人格，实际上对他们自我感觉“不如我”的人群鄙视之极，认为自己是喝咖啡的，你们这些喝茶的乡巴佬，凭什么要我为你们付出呢？他们所谓的独立人格，其实就是完全利己主义。

    我喜欢喝咖啡，不过我也喜欢喝茶。这两者本来无所谓高下，只是个人喜好。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所谓自己是喝咖啡的，无非是觉得这是洋人的习俗，他们遵从后就高人一等。他们将自己完全利己的鄙视别人，用所谓的 “高雅”、“品味”来掩饰而已，他们将自己的自私自利、不顾民族大义，用所谓的“国际公民”、“世界公民”来掩饰和包装。

    精致的利己主义，往往产生于内部，所以是更危险的敌人。例如我们少数领导干部，他们其实对于服务人民并没有热情，在意的，其实是自己的位置能不能高人一等，他们满口革命，其实对待贫苦人民，完全是鄙视。

    刚才我们举例的被逼死的农民，他所遭遇的法官，其实就是这样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对农民的遭遇毫无同情，因为没有同情，所以对于做出明知错误的判决，毫不犹豫。这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反革命的典型实例。

    同志们，在民国的文化界，这样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更是泛滥成灾。

    例如那个著名的民国大师胡适博士，就是这样的反动无耻文人。在袁世凯签订了著名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的时候，这个胡适居然对《二十一条》夸赞道：“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 能柔亦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上所未见。吾国外交，其将有开明之望乎？”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在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眼中，居然是外交的巨大成功！他还公开发表《致留学界公函》，反对抗议《二十一条》的爱国学生运动，骂爱国学生得了“爱国癫”。

    所以即使是蒋介石这样的反动派，对胡适的评价也是：

    “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只有私情而无道义。”

    “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事实概置不顾，可耻！”

    像胡适这样的民国“大师”，又岂止是他一人呢？如果卖国能带来他自己的利益，他就一定毫无顾忌。国家民族都可以出卖，何况是底层的人民群众呢？他们还蛊惑学生都要利己，从自己利益出发，自私自利，才是对国家有利。其实就是明知道自己无耻，所以希望所有人，都像他们那样无耻。

    所以他们把自私包装成独立，把出卖包装成自由，把贪婪包装成奋斗，把分裂包装成民主。除了自己的利益，其实没有什么他们不可以出卖的。他们是比外国帝国主义更可恨的内部病灶。

    我们要警惕的，就是从我们内部生长出来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从我们的体制中，吸取自己利益的营养，然后出卖背叛，以求获得更大的利益。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往往很聪明，甚至有能力，所以在他们的伪装之下，可以升到更高的位置，赚取更多的经济利益，然后以他们的“成功”，来证明他们完全利己主义的自私是“天道”。

    所以与精致的利己主义的斗争，是长期性的，是必须坚持不懈的。他们是对我们革命事业的巨大腐蚀，是体制之癌症。

    我们的组织部门，未来提拔干部和领导，必须考察他们与群众的联系程度，只有那些走入群众中，与群众紧密联系，热诚地帮助群众解决问题的干部领导，才是提拔的对象。不仅是党政部门，对企业部门也是一样。 不能只是提拔所谓的“能人”，或者有文化的人。提拔这种无德而有才的人，对于组织不但不是帮助，反而是巨大的障碍和错误。

    李思华的这一次讲话，影响深远。接下来海南根据地按照讲话精神，执行了一系列的整风运动，一大批干部被更换。在这个时空后世的历史上，被称为“海南整风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