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能做得多大，就有匹配规模的财富。下限很低，则是不限制剥削，在大萧条经济危机中，我们可以发现，底层工人要么失业，要么低薪，维持生计都很困难。

    美国的体制，反映了其资本主义的本性，美国的统治阶层，就是一帮完全的利己主义者之间的博弈。他们相信的是，每个人都是自私的，通过充分的博弈，每个人就会找到自己利己的边界并约束自己，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越过了边界，那么利己反而会遭到损失。这样最终会达到一种平衡，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不断调整，让社会经济的组织有效率。

    我们不能说美国资本主义没有它的优势，它在两百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了全球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的生活水平在全球首屈一指。

    但我们从自己的历史中就可以知道，这种完全利己主义的体制，是不可能一直持续的。看不见的手，需要的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竞争，每个参与竞争的企业，并没有除了市场定价以外的其它定价权。

    实际上，我们看到，从摩根到洛克菲勒，美国的大财阀们逐渐形成了垄断，垄断就意味着定价权被少数人控制，市场不再自由，而是垄断，于是产品的利润去向发生了改变，被一小撮实现垄断的寡头攫取。这样本来一大群的完全利己主义者发现，实际上利润或者说财富，已经被一小撮利己主义者攫取。而他们接下来的利己主义，其实根本没有机会去实现，体制会因此而衰败。

    回到我们根据地。我党的革命原则是要通过工农联盟，实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劳动人民的利益最大化。所以我们不可能学美国这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方式的残酷竞争的经济组织体制。我们的原则应该是，上限有顶，下限抬高。

    何谓上限有顶？同志们知道，我们制定了对于民营企业创始人、高管以及高级技术人员这三种企业的“特殊阶层”的利益限制，主要就是两条：

    一、三种人个人的股权和分红收益，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逐渐台阶式缩小，大型企业的收益比例，在科技型企业，不得超过2%的股权分配；在其它行业例如房地产行业，不得超过1%的股权分配。而全部三种人获得的大型企业的全部股权，不得超过企业股权的5%。

    二、三种人个人的日常薪资收入，创始人和主要技术提供者，不得超过企业员工薪资平均水平的10倍，高管和其它人员不得超过5倍。

    反过来，何谓下限抬高？因为我们要保护民营企业中，底层员工的利益，必须让他们的薪资收入，能够达到社会的平均水平。所以劳动局要有最低工资保护，而这个最低工资，不是拍脑袋瞎想的，是根据社会平均收入水平来确定的。如果制定的最低工资，不能满足底层员工的生活基本需求，那么制定了有什么用呢？好看吗？

    今后我们还将逐步出台对底层员工的多项保护措施，例如年金、例如养老金、医疗金和失业金制度体系。

    虽然无法避免民营企业对底层员工的剥削，但我们要将这种剥削性，削弱到最低的程度。

    大型企业的创始人和高管们只能享有5%的利润，那么其它95%的利润如何分配呢？组成员工持股委员会，在职员工应该享有“工作股”的分红。即底层员工的收入，也必须是两个部分，基本薪资，加上工作股的分红。劳动的成果，应该由所有劳动者公平分配。

    有同志可能会想，我们这样的民营企业制度，相对于美国那样的完全资本主义制度，是不是缺乏竞争力，那些创业和管理的“能人”，会否用脚投票，嫌弃在我们这收入太低，而跑到“自由主义世界”？

    同志们，我们应该对人民、对党组织有信心。那些“能人”，让他们成功的最大因素，其实是“幸存者偏差”，由于足够幸运，才成为了最后的成功者，而并不是他们的能力，远远地超出了其它人。我们知道，美国已经成就了一大堆全球知名的大企业，德国和英国也是一样，就算是日本，也有了一些赫赫有名的企业。但是反观民国，有什么真正值得一提的民营企业吗？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天生愚笨吗？比不上西方人和日本人的个人聪明？

    其实根本的差别是在国运，我们还没有挽回国运，这正是我们革命的最大目的之一。企业的发展，需要国运加成。只有国运往上走，市场才会越来越大，人力资源才会越来越好，而消费能力也会越来越强，国家对企业的保护也能越来越强，就能对抗国外大企业的打击。这个环境，就是国运才能提供的。

    其次，是一套在自己社会中建立起来的有效率的经济体制，以及大量的工业人口，和本土的消费力等等。

    所以，让那些跑路的“能人”自己去看看，在其它的陌生环境，离开了国家的加成，离开了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和中国的经济体制，他们还有几个能成功的？

    只要我们建立了良好的教育培训体制，真正的能人会层出不穷的，替代这些贪欲难以满足的完全利己主义者，有什么问题吗？自以为离开了自己，企业就不行，是人生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