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无论是金属材料还是化工原料，都存在无穷无尽的探伤、金相检验、性能测试；各种晶化、蠕变、疲劳、环境的耐受问题；各种结构强度问题、抗拉性、高温性能的迁移问题；各种导电和绝缘问题、压电效应、信号屏蔽、击穿、散热问题。还要考虑防尘、防水、防酸、防盐、防高温、防寒……，总是几乎有无穷尽的问题需要解决。

    除了材料和加工，其它任何的工业环节，其实都是一样，例如组装和调试，就会没有问题吗？

    李思华发现，她现在开始不太缺普通的工程师，那些学员们或者从国内挖过来的工程师们，解决一般的工业问题，是能够完成的。他们非常刻苦，非常钻研。

    但是那种“系统级的工程师”，那就真的是非常缺、非常缺。这个档次的工程师，不是只能解决单个问题，而是能够从这个工业生产的系统整体出发调校系统，犹如弹奏钢琴曲的大师，他知道什么时候用多少力气，节奏是怎么样，说白了，他们就是工业具体生产上的“艺术大师”，这样的“系统级工程师”，只能是靠漫长的时间孵育出来，不是短期的教育能解决的。工作经验与知识结构只是最初级的东西。

    现在海南和缅甸工业生产的产品，相对美国工厂的原产品，如果没有美国工程师把关的话，就会有质量差距。其实差距就在于缺乏这种“系统级工程师”上，只有他们，才能把机器玩出花来，达到最高的效率和精度。

    李思华知道，只有大量的工业实践，才能让这样的人才，最终脱颖而出。他们是在长期的专注训练和积累下，产生了工业上的“直觉”，本能地能看到更多可能的潜在合理性，是一种“潜意识判断”，别人看上去，就是这个工程师非常有灵感，碰到问题很快有解决办法，却不知道，他的脑子里整个工业系统，是在和谐地跳舞，哪里跳得不对，他马上有直觉。

    等到工业体系积累到一定时间，让系统级工程师大量产生的时候，工业生产的效率、精度和质量，才可能完全追平使用同等机器和生产线的西方国家。

    理解了这个道理，李思华也变得平心静气。她能做的，也就是尽量创造培养系统级工程师的适合环境。她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人才不够，那就管理来凑。

    在环境上，能继续做的有限。现有的主要是，包括大规模工业建设和生产的实践，以及国际级技术人员在一个阶段内的教育培训。至少，现在根据地快速地实现工业化，大量工业项目从筹备到快速建设，这个过程本身就提供了目前全世界都少有的大量工业实践机会。能否提升自己，需要看个人的努力、聪慧和把控，她相信，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一定有一些人，会在这个过程中脱颖而出。

    在工业的管理上，李思华觉得能做的就很多。她毕竟有前世的记忆，虽然不懂工业生产，但对于后世的一些大路化的经验，还是知道一些，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所以她讲述了一些要点和思路，让现有的“工业管理专家”们在此基础上，去订立一些普遍规范，在根据地的工厂内推行。

    根据地的工业基础，是从美国引进。而此时的美国工业界，已经普遍推广了泰勒的科学管理体系。李思华则要求工业管理上，要将泰勒科学管理体系提高到最重要的等级，因为无论什么体制，工业生产上都是追求劳动生产率的。泰勒方法，就是一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效方法。泰勒方法通过以计件工资等刺激工人的积极性，并明确地推广任务管理，实现工业管理的科学化、标准化。实现工作定额、挑选优秀工人、表格式标准化、专门计划、职能工长等有效管理方式。

    在泰勒制的基础上，作为社会主义的工业管理特色，李思华建议引入前世鞍钢宪法，即“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命中相结合。”其实使用的语言虽然是“革命化”的，但从管理上的实质上，与后世的丰田管理和后福特主义是一致的，即不再是从上到下的垂直管理，而是从管理者、到技术人员、到工人的“团队管理”。

    引入鞍钢宪法的目的，是为了弥补泰勒制的错误和缺陷。李思华指出，泰勒制即所谓福特主义，其本质是技术分工，例如将一个零件的生产分为10个工序，形成流水线，而每个工人只专精于一个工序，就能将这个工序做得熟极而流，效率因此提高。但这样的方式是有重大缺陷的，即工人对整体生产全过程的了解程度，会因此而下降，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管理者的命令，不了解上、下道工序的产品质量，无法参与“全面质量管理”。

    说白了，泰勒制的优势，在于提升产品产量，但对于产品质量，则严重地重视不够，重视技术分工，但忽视了社会分工。偏偏很多时候，质量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数量，而且在未来，随着工业技术的提升，产量往往不成问题，质量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泰勒制福特主义，只适用于僵化的大批量生产，无法应对多样化、特殊化或者不稳定的未来需求，这就要求结合鞍钢宪法对泰勒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