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户均住房1000平米，使得各种高科技服务可以应用到每家每户；自动化机器替代了体力劳动，人民的劳动主要是在人工智能配合下进行管理和监督，少数人群是创新、发明和科研。满足自我实现，成为大多数人民的追求。

    第四阶段，初级共产主义阶段。走向星辰大海，彻底满足人民的物质资源需求。物质极大丰富情况下，人们得以平等地以发展精神文明为主体，实现真正的“自由人”。

    第五阶段，高级共产主义阶段。星际大航海，将人类共产主义文明的火种，撒向全宇宙。

    五个阶段的提出，量化了革命的具体目标。目标有了，那么手段呢？

    手段自然是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在公有制的基础上，确实需要私有制来补充，更需要市场化的微观体制。但无论如何，物质文明建设，可不是为了创造一小批富人，让他们凌驾于人民至上；更不是依靠所谓少数人的“企业家精神”，而是依靠人民群众广大的智慧和主观能动性。

    我们的手段确实还不完善，但这不意味着类似这篇社论的，走模仿美国资本主义的道路，作为后世目睹了二十一世纪美国二十年之怪现状的李思华，对此确信无比。

    她不由得想起，又一次毛泽东对她说的：“从你前世的经验看，运动确实不能多搞。但我们也不能失去运动这个武器，法制的作用是有限的，需要运动来辅助，每一次运动，就是一次纠偏，就是一次斗争。和平时代，斗争少了，但不是没有斗争了。”现在想来，主席说得一点没错。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总是需要不断的斗争纠偏。

    她暂时没有任何其它行动，只是拿着这份报纸去找了毛泽东，然后政治局常委的会议进行了几次，接下来又是全体政治局的会议。在这些会议结束后，她找了中央调查总局的局长席中迅，和他深谈了一整天。

    席中迅神色沉重地走出李总理的办公室，他看了看阴霾的天空，心想，一场政治风暴就要来了，新中国建国12年来，党内还没有那么大的风波。

    接下来的几个月，新中国的政坛，仿佛风平浪静，报纸和媒体上的讨论，却开始激烈起来，无论是讨论企业家精神，放松对企业主的管束，还是认为劳动法的规定过高过严，导致企业发展成本过高，束缚了企业发展等等的讨论，五花八门，而经济学界和思想界也有很多讨论，甚至有“直言不讳”地用西方经济理论，批评“所谓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

    凡此种种，李思华其实觉得好笑，这比起前世的声势，可是小多了。原时空改革开放到一定时候，左派近乎于不存在，尤其完全没有了政治和经济力量，而没有了左派的制约，社会上都是右派横行，很多人恨不得所有的思想和政策，都向美国靠拢。

    原时空1957年的反右，完全是个错误吗？恐怕只是错在过分的扩大化了。当然邓小平作为反右的总指挥，在文革后逐渐默认反右是错误的。

    1951年的7月开始，这一切的热闹讨论，突然戛然而止。

    席中迅向中央提交了名单，而名单上的高级干部，多数是在东部沿海的干部，而他们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几乎都得到了调令，提前被流动了，他们的去向，是西藏、青海、藏南、外东北、凤鸣、凰栖、外蒙等一些比较艰苦的地方，而且没有人担任主官。各级组织部找他们谈话的时候，说得很明确，这是按照中央“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原则，组织上给他们提供的改正错误的唯一一次机会。到这些地方下基层，从人民群众那里去找回自己的初心，问问自己还能不能在革命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当然，有少数的干部是直接被逮捕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党纪国法允许的范围。

    接下来也没有真正的运动，而是一场“叩问初心”的大讨论，让每一个党员，在组织生活会上，回忆和讨论自己当年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是为什么要入党？再对比现实中自身的政治思想和工作态度，能否对得上初心？

    其实在这个时代，大多数普通党员的想法并不复杂，真正受到共产主义理想驱动的，只是一小部分，多数人就是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为国家多做工作，做好工作。说不出口的，很多都是为了毕业好找工作，有的是看别人入了党，自己也不能落后，有的则是为了让家里长辈开心，还有的是为了党员能享受一些政策等等。

    自然也有一小部分，是想升官发财的、想浑水摸鱼的、想仕途坦荡的，甚至想带路的、想复辟的，都有。

    这场大讨论，其实并不是真的要了解所有党员能否坚守初心，每个人都可能会掩饰自己的内心，他们的回答也会失真。但这次活动的目的，是一次“敲打”，是一次“洗礼”，是一次“忏悔”，是一次扫去尘埃，重新出发的过程。

    李思华宁可影响一些生产，大量的党员几乎在2周之内脱产，他们与其它单位的党员分散组合，开生活会、讨论会，批评和自我批评，而席中迅调查总局的诸多调研员，也混杂在干部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