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中，默默地听取和判别，在监督别人的同时，也是面对自己的内心。

    “叩问初心”大讨论后，工作和生活很快恢复了平静，但效果也是有的，最明显的就是党员的奉献，变得更加的光荣和正常，混进党内的，痛苦变得更加明显，长期的装积极和努力，并不是那么容易，而懒政和懈怠，更容易被识别出来。所以在此后的两三年里，党员的总数并没有增加，相反减少了超过10%。

    整体的处理，其实还是和缓的，没有像席中迅想象的那样，形成一场政治风暴。因为李思华向毛泽东表示的，高压持续50年，只要我们的体制被证明成功了，社会经济高度的发展之后，在中国社会和人民之中，就会形成新的“路径依赖”，不是去依赖西方路径，而是对自己的中国路径有着充分的自信。那个时候，这些人就翻不起大浪来，我们无需让运动搞得党内气氛太过紧张，反而影响发展。

    另一方面打击的，就是资本的僭越。

    李思华在当年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做了《警惕资本的负面性》的发言，并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她指出，经过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我国的国有资本和私有资本都得到了大发展，这是好事，但也要警惕资本的僭越即其负面性。资本的负面性主要在于4个方面：

    资本的本能是增殖性，钱滚钱，利生利，不择手段又贪得无厌；

    资本的力量具有扩张性，能冲破自身发展的各种限制，渗透到各个领域和各种地方；

    资本的逻辑具有竞争性，为了争夺有限资源，难以避免你死我活的竞争；

    资本的功能具有消解性，可以消解一切价值，什么都可以明码标价。

    增值、扩张、竞争和消解，在某些时候确实可以利用，但整体上是负面的，它们破坏共同富裕和平等正义。尤其要警惕资本与权力、知识和舆论的四结合，否则就会在局部形成腐败和腐烂，这是癌症，破坏性很大。

    国民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不能不利用资本，但资本必须被关进笼子，我们的对策是什么呢？

    第一是民生保障和限制高收入的底线不能破。那些所谓的为了刺激积极性而放松约束的策略，不是前进而是倒退。

    第二是建立资本的禁入负面清单，例如实业和金融领域的资本，不得进入媒体和娱乐领域，这是资本隔离。目标是让涉及国计民生的公共领域，都要防止资本的肆虐。

    第三是必须让平等原则进一步深入人心，有些人总想做人上人，总以为缺了他，地球似乎就不转了，这是病态！

    几轮动作下来，都消停了，有少数“企业家”乃至大学和媒体的知识分子，也消失在这个过程中，都到边疆去了嘛。至于零零落落，有些人申请移民爪哇民国的，按照李思华的指示，一律批准。当然，必须符合中国的政策法规，例如缴纳“移民税”后方可。

    石弥生走过上海，喔，现在叫做沪苏市的街头。他在街边冷冷地看着一队列队走过的民兵，眼中不由流露出一丝仇恨。

    石弥生曾经是个日本人，还是那种读过大学的精英，当年被日本派到中国来当间谍，指望他混入中国政府内部。可惜他当初选择的是国民政府，这在新中国建立后当然是政治不正确，他虽然表现得政治上很上进，但并无进入新中国政府发展的机会。

    而等到日本灭亡，他赫然发现，自己已经是没有国家的人了，只能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活下去。悲痛和仇恨之后，他也不得不面对现实，为皇国报效的心思淡去，让自己活得尽量好，成为了他心灵的新寄托。

    所以他靠着当年的经费，在沪苏市开办了一家贸易企业，得益于新中国蒸蒸日上的经济，生意还不错，可是也发不了大财，按照中国的相关规定，他作为企业主，即使想破了头用各种方法，能搞到企业利润的5%作为他自己的收入，就算最多了，在他看来，这完全是他个人的“正当收益”被剥夺了，内心很是不满。

    他一直在寻找机会，由于当年的间谍训练，他很擅长于社交，在上海滩很快就有了一个人脉圈子，甚至认识了一些地方官员，包括商业局的局长等。在他拓展自己的“圈层”的时候，赫然发现，原来很有些人，和自己的想法是一样的，有老板不满于自己的实际收入的，有官员不满于他们只能拿到“共同富裕”标准的薪资的，他们不能说是拉帮结派，但彼此的默契都是有的。

    在他们的帮助下，他的生意更好了，可是共产党的监控很严密，他也只能看着大量的利润，都流进了共产党和那些职员的腰包，这让他殊为痛恨。

    前一段时间，看到报纸的讨论，让他大为欣喜，当过间谍的他，当然非常重视新闻报纸的政策宣导，他还以为春天终于要来了。但是事实很快给了他当头一棒。

    就连他熟悉的那个商业局局长都调走了，据说是因为“政治错误”，现在到藏南的山沟沟里去了。而他认识的企业主里，甚至有被捕的。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