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根基。

    主席特别提议，苏联可以对斯大林做出“七分功、三分错”的评价，本来这就是现实，苏联体制实际上是由斯大林一手建立。他的错误再大，难道还能比他带领苏联人民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功劳大？还能比他带领苏联人民战胜了法西斯德国的功劳大？七分功、三分错的评价，一点都不为过。

    然而两人送去苏联的信件，始终没有得到赫鲁晓夫的回信。后来根据情报，2月25日午夜时分，在所有出席苏共二十大的外宾和外国共产党领导人都被安排离场后，赫鲁晓夫向1400位苏联代表作了报告。报告的内容，震惊了所有在场的人，很多参会的代表在听取报告时呼天抢地、捶胸顿足，有人干脆晕了过去，当晚至少还有两人自杀。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当政时期的“暴行”大加指责，说斯大林曾下令杀了几百万人，他还说列宁曾经提醒党内同志注意斯大林。他谴责斯大林搞个人崇拜，说他曾下令少数民族迁居，无数人死在了迁徙的路上。说他1936年到1937年在苏联搞大清洗，抓了100万党员，处决了其中68万党员等等。总体上，赫鲁晓夫就是把斯大林形容成了刽子手。

    得到情报后，主席慨叹说：“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哟。”

    对于李思华而言，则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喜的是，赫鲁晓夫此举，可谓是毛熊在自己的坟墓上，亲自为自己挖下了第一锹土。

    她敢断言，从此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就不再是全球革命者心中的灯塔了，中国会逐渐取代苏联的地位，而苏联会越来越被看成一个传统的霸权主义国家，而不再是一个领导世界革命的国家。

    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苏联对于西方，就变得逐渐不那么可怕了，他们的力量，会在实质上不断衰弱，尽管他们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成长期，还有二三十年。

    悲的是，苏联堕落，意味着全球社会主义力量的一定衰落。苏联反而逐渐将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薄弱地带，西方会猛烈攻击苏联的霸权行为，而将苏联的霸权，归因于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自然也会给中国推动的世界革命，带来麻烦和挫折。

    李思华对主席感叹说：“从此，苏联与美国的竞争，就不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了，而是两个霸权主义国家，为了世界霸权的利益之争。”

    正因为这样的背景，所以李思华在3月的“反和平共处”的十大讲话上，才那么不客气，相当于直接批驳了赫鲁晓夫的理论。

    4月，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获得了赫鲁晓夫的这份秘密报告，而在6月5日，《纽约时报》头版登出了这条消息，在社会主义世界，引发了一次剧烈的政治地震，成千上万的人跟苏联决裂，尤其是在东欧国家，动乱的种子从此生根发芽。

    6月6日，《人民日报》及其英、俄、法、西、拉丁等语种的海外版，在头版头条发布了主席的文章《如何正确地评价斯大林？》，文章回顾了斯大林的功勋和错误，指出应该以“七分功、三分过”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评价斯大林。就算是被称为斯大林最大错误的大清洗，也并不是大清洗本身的错误，而是错误地扩大化了。斯大林不是神，但我们应该科学地一分为二地来正确认知斯大林的正确与错误。

    此后的几天，李思华、刘韶其、甚至恩未等同志的文章纷纷发表，从各个角度反驳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李思华甚至在文章中尖锐地指出，斯大林对苏联的功勋无人可比，苏联现在领导层对斯大林的批判，具有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她告诫苏G党员，不要忘了革命的初心，用自己的眼睛，看清楚苏联的事实！语言和历史可以编造，而苏联人民的生活、苏联国家的成就、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些是编不了的！

    中国迅速的激烈批驳，传遍世界，赫鲁晓夫和苏联高层气急败坏，两国的理论家，在报纸上打起了嘴仗，中苏两国的关系开始迅速冷却。西方国家的舆论幸灾乐祸，中苏两国的反目，让他们感到非常欣喜。

    由于被中国的激烈态度所激励，苏联对斯大林的批判，遭到了全球很多社会主义党派、团体、社团的激烈反对，甚至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很多领导人，都对苏联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匈牙利的布吉态度最激烈，因为匈牙利的形势，本来就很动摇，他对苏联大使破口大骂，说明摆着，这是蠢猪一样的行为。

    在外界激烈的反对下，苏联高层不得不匆匆地结束了所谓“反斯大林”的政治行动，而这次事件，使得苏G高层的很多人，开始对赫鲁晓夫不满，埋下了他日后被推翻下台的祸根，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中国这样做，当然得罪苏联非常深，肯定会让两国的关系，至少在赫鲁晓夫时代变得冷却。但政治局常委的会议上，经过激烈的讨论，还是支持了由李思华提出的这种态度。

    在她想来，中国迟早是要树大旗的，既然要推动世界革命，就必须成为全球社会主义的灯塔，如果中国对苏联批判斯大林一事遮遮掩掩，甚至为了中苏关系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