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物质生活，现在有些人开始想要更多的选择权，这是一种自我满足的需求。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种。建国之初人民满足的是生理和安全的需求，现在则对后三种的需求开始追求。

    这也是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用来攻击社会主义的重要支点，意思是他们的人民，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自主择业，而社会主义就没有这样的“自由”，每个人都被“极权政权”桎梏着生活，像是被约束的奴隶。

    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年轻的时候，没有经过生活的毒打，很难满足于眼前可即的“小确幸”，总是以为自己的未来，必然是星辰的大海，迫不及待地要投身大海，自己去闯荡一番。社会主义为了保障底层人民生活的种种措施，就有可能被他们当作是一种桎梏，而不是福利。你越是约束，可能他们反而越是不满，就会被西方污蔑为“人民对生活和自由的向往和追求，遭到了极权主义的镇压。”

    实际上现在中国的约束，多数并不来自于政府，而是家庭，中国的家庭，总是希望青年能够做出一种稳妥的选择。在政府层面，除了与军工、政治等有关的专业，无论是大学生还是流动民兵，并不强迫他们毕业后，要服从分配之类的，而是提供各种工作的机会，但也让你可以选择“自由”的道路。

    但是所谓“自由”的道路，其实是很有限的，自己创业？加入私企？做自由职业者？多数人经过社会的毒打，还是会回头，但回头的时候，过去的机会可能就没有了；或者以为自己闯出了一条路，但若干年后，发现自己还不如当初做出“自然的选择”。

    大多数人的人生总是平凡的，但是年轻的时候，很多人是不会承认这点的。随着社会逐渐富裕，这就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矛盾，国家有必要对此做出调整，需要有一些政策。

    市委书记李洛热洛情地与他拥抱。李洛是宋长彩总理的老部下，当初缅华时代的小通讯员，当兵若干年后，又进入西北工业大学深造，毕业后到地方工作，也是属于此时政坛少壮派中的中坚，年龄才40岁，他与赵云腾年少时就相识。

    作为“红色中国”对外开放桥头堡新加坡的市委书记，李洛在西方也颇为知名，西方学者还把他作为中国“红色工程师治国”的典型来研究。

    两人谈完工作，开始闲聊，回忆了一些陈年旧事后，赵云腾又提到了刚才路上碰到的母子吵架，感叹地说：“选择权，开始成为了一个社会矛盾了。”

    李洛的神色变得严肃：“是的。在美国用民主制消费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进攻中，选择权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论据和消费主义的重要根基，非常地蛊惑人心。”

    “美国和西方用各种文化包装，例如电影、数据、图片，舆论，来展示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的选择权是多么的丰富，证明这样的人生，才是多姿多彩的。在我看来，其强势的地方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激发人们尤其是青年的欲望。在他们对选择权的描述中，暗暗地总是以发财、美女、奢侈享受等为导向，他们所谓的个人奋斗，就是为了追求财富、女人和生理享受。在革命者看来，这不过是人生的低级欲望。但不可否认，这对普通人的蛊惑性很强，对他们的吸引力是巨大的。普通人会问，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的机会呢？”

    “另一个，就是混淆个人成功的概率。在他们的描述中，这样的成功，仿佛在美国或者西方，是俯拾皆是，是唾手可得。实际上，只有极少数人穿越了阶层，大多数的人，在盲目地追逐之后，折戟沉沙，仍然是社会的底层阶级。但他们不会说这个，而是说起码给了你追求的机会。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你自己太弱了而已，所以无需抱怨。”

    “按照我的观察，美国由于处于鼎盛期，其阶层穿越的机会虽然很少，但至少还能找得出一些例子。但欧洲已经可以说是一个阶层固化的社会，底层人民，根本没有多少上升的机会。”

    “就算是美国，这也是美国梦，既然是梦，就代表现实发生的可能性极低。但在低级欲望的吸引下，大量的底层人民，就像是飞蛾扑火，他们不会想到这是不公平的社会，而是下意识地按照资本家设置的路径，用“个人奋斗”，去追求所谓的个人幸福，然后碰到头破血流。”

    赵云鹏点头同意，说道：“其实我国对于青年开放的选择权并不低，但由于社会主义是坚决反对美国为代表的那些资本主义低级欲望的，例如发财、女人等等，所以对于普通人，有些人会感到不满足。而对于那些小富人，很多人就更不满了，他们觉得以自己的能力，应该享受更多，他们获得的，与他们付出的不匹配。”

    “有的人从正面说，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把人民保护得太好了，以至于他们失去了在大海里游泳的本领；还有的人从反面说，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物质不足和落后，所以要压制人民的消费欲望。人民被迫主动选择放弃，永远过着被动的生活，被安排，被指挥，被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