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中国中心论”，要比欧洲人不知道有资格到哪里去了。

    他知道，现在中国对于西方在文史哲方面的审核和认证非常严格，最糟的部分就是历史学。因为中国人认为90%以上的西方历史，都是伪造和假货，所以对于西方各大学校历史学专业的文凭和职称，一概不承认，他们觉得西方搞历史的，都是在学习撰写古代小说，或者制造赝品，这哪是历史学呢？

    所以这导致了中西历史学上的极大敌意。西方人的历史学术会议，不会邀请中国历史学家参加，担心又被斥责为造假，偏偏中国人的考古和历史经验丰富，总能找到让西方百口莫辩的论据。中国的历史学术会议，更不会邀请西方历史学家，在他们看来，一帮古代小说家，有什么资格讨论历史？

    还在德国的时候，他就听教授哀叹过，说发展中国家，大多都听信了中国人的蛊惑，现在他们搞历史的人，很少相信西方的历史阐述，他们觉得中国的历史，才是最悠久最完善的，确实是“世界五千年的观察者”，肯定要准确得多。

    按照教授的分析，实际上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学家，是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嫉妒，导致了他们宁可相信中国人的说法而已。这种内心态度上的先天倾向，使得西方历史学界的辩解，在他们看来总是苍白无力的。搞得西方历史学界愤怒又无奈，现在还相信西方历史学的，也只有西方内部了。苏联也是配合中国，把西方古代史，说得跟狗屎一样。

    来中国之前，他对这个教授的说法是认同的，他不相信西方的历史，都是假造的，或许有部分假造，但主要的脉络，还是应该存在的。

    但是来到中国两年后，他的这种信心早就动摇了。他既然学哲学，就必不可免地必须涉及一些历史，所以他也读了不少中国的历史著作，包括新中国建国以来的著作。各种著作中大量的对西方作假的论证，大量对西方在天文学、数学、早期机械学、纪年体系，甚至西方文字创立上，对中国文化抄袭的论证和比较研究，让他感到极大的震惊。

    他隐隐约约地内心承认，恐怕中国人说的是有道理的，至少西方的古代，根本谈不上什么辉煌。而从哲学的角度，他也确认了西方的近代社会体制，其实与中国很远久的古代体制有类似，例如周王朝。西方现在社会发展的阶段，其实根本与其科学成就不相匹配。

    他回过神来，又问他们：“这样的五年，你们自己觉得值得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几人彼此看了看，都笑了，有一个就说道：“当然值得！回想五年前，那个时候多么幼稚和无知。现在嘛，虽然不能说自己见多识广，可是终究学会了如何认识世界和参与改造世界。”

    还有一位民兵说：“我觉得吧，我这个人就是在这五年里面定型的，以前都不知道自己是个啥样的人，能够干怎样的事。现在自己很清楚自己是谁、能咋样、该咋干。”

    霍夫曼点头，他觉得这两人说的都很合乎他的哲学观，他们没有用哲学的语言，但表达的逻辑都是一样的。这都是思想成熟的人，不妄想，也不躺平。

    这里其实也有一个他一直很困惑的哲学问题，中国的流动民兵或者其它措施，他能够看出来，在顶层设计的意图上，这是试图提升很大一部分人民的素质，而不是像西方一样承认人民的低能，从而用精英来管理他们——西方的认知是民众是羊，需要牧羊人即精英去牧羊。

    虽然西方的反精英思潮也在发展，不过像是中国这样彻底地否认精英，全部从人民中，大量培养和推升他们自己的优秀人才的举措，他此前连想都没想到——这是空前的社会实验。

    从西方思想出发，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西方是一个市场化的社会，所有市场的竞争，必然会导致少数的精英诞生，而其它人落败成为羊只。

    霍夫曼想起了几年前他在伦敦政经学院，碰到的那个从匈牙利来的索罗斯，此人是开放社会的信奉者，其实就是市场的信奉者，因为在他看来，开放的社会，才有有效的市场，而市场是非道德的，即市场不是以道德标准来衡量的，正因此，市场机制才会有效、高效。

    索罗斯的推论是，市场的个体参与者，对总体结果不承担责任，或者只承担很小的责任。所以市场上的个人，应该残忍无情，才能胜利——如果个人讲道德，那就是一只手绑在背后，而与人搏斗。至于道德，那是政府的责任。

    霍夫曼当时觉得索罗斯的逻辑，有他的道理。但他也知道，索罗斯这样的人，都是极度仇恨GC主义的，他们思考的一切，都是从私有制的角度出发的。来到中国，在一个公有制为主的体系中，他发现了太多原来认为正确的理论，在中国就显得那么的不正确。例如从公有制的角度出发，本身就要求个人在市场上的道德，这与西方完全相反。

    此时霍夫曼也不知道谁才是正确的，学力未到。只能等待未来自己想通这一切。不过，想到中国这种的社会实验规模，如果成功的话，将诞生无数新的“精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人民精英化，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