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国家，在新时空，国家其实无需那么多的存款借用，因为有着大量的国企，其利润和资本本身就可以调用。而借给其它企业，如果消费市场比较萎缩的话，又能创造多少新的效益？

    所以鼓励消费，日渐成为重要的国策，过去的两条腿走路，现在变在成了三架马车——基建、产业与消费。

    但是在八九十年代可以观察到的，那个时候主力的消费人群，例如3040岁的人，传统观念还是很强，虽然国家已经有了完善的保障，但他们的消费态度仍然非常保守，存款数额和储蓄率，居高不下。

    一直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才终于观察到了新生代的消费态度日益开放，他们不仅消费能力强，而且敢于消费。所以计委等部门的“松口气”可不是夸大，而是真的觉得这个问题有解了。

    当然消费主义也不能过头，像是美国那样，家庭债务率越来越高；或者像原时空那样，中国的一个房地产，就绑架了家庭大部分的消费，都不是什么好现象。青年可以“适当负债”，但一定不能变成“债务奴隶”，目前除了组屋、新能源车、新婚大件这些项目外，国家并不主张拓宽所谓的“个人金融服务”或者其它“个人消费贷款”，只是开放了一项特殊的贷款“个人应急贷款”，在个人因各种情况，需要紧急资金的情况下，可以向国家银行申请这种低息大额贷款，其理由必须真实而符合这种贷款的范围，至于时间周期，则从5年到20年灵活偿还。

    按照国家统计局这些年的统计，近年来每年的储蓄率，大约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减，已经从最高峰的45%跌到了现在的38.3%。速度虽然不算很理想，但毕竟趋势是好的。当然，预计还需20年，才能达到最佳的消费比例，即储蓄率跌到15%到20%区间。

    这是计委等中央经济部门的思考。但他们要是与赵云腾沟通，他们会发现领袖李思华，却是认为这种状况和趋势速度刚刚好。

    李思华是不主张把消费的全部潜力，一下子都挖掘出来的，那样市场固然最大化了，但很容易做得过头，例如家庭债务率开始迅速地增长，例如对新兴产业和新兴产品的消费力，反而不足。

    新中国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完全线性的，而是“台阶式坡地”，随着科技的发展，在关键的时候就要“升维”，升维是一种跃迁跳跃，犹如从一个台阶跳到了另一个台阶，然后在新的台阶上，才是一步一个脚印地爬坡。每一次升维，所谓的消费结构，都要重组，加入新的消费项目，所以在消费上留有一定的余地，更适合国家的长期发展，而不是美国那样，依靠负债，几乎把消费的每一分潜力都逼了出来，这是把“债务”使用到了极限，并不利于国家的长期发展。

    例如已经在筹备期的“户均1000平米科技别墅工程”，在其实施后，自然会导致完全变化的家庭消费结构。家庭消费本身是随着居住面积的扩大而扩展的，一户居住2居室七八十平米的住宅，其消费项目都是最基础的。如果是200平米或以上，往往脚踏车，滑板，头盔，平衡车，轮滑，篮球，足球等各种东西就会出现，好一点甚至包括露营装备，汽车的数量和充电桩，房车，家庭影院，独立书房等的需求都会增加。

    到了户均1000平米，自然可以包括几乎一切的家庭消费选择，例如智慧家具、机器人、家庭人工智能、家庭影像馆图书馆等，都可能出现。

    所以消费增长留有余地，应该是更好的选择，过于“债务化”，对于社会主义当然是邪道，应该通过建设匹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来实现适当的消费。

    除了本土的个人和家庭消费，从国家的层面，还需要考虑整体消费。这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国内的“均衡化”，另一个层次是发展海外消费。

    所谓“均衡化”，就是发挥社会主义的本质优越性，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尽量规避贫富差距，使得消费能力均衡化。本身国内的个人和家庭消费就是均衡化的，这是相对于美国和其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大优势。

    但均衡化还有一个层次，那就是地区转移支付和产业均衡分布。

    不同的地域之间，总有收入差距，在新时空，长三角与珠三角这样的地域，仍然是全国最富庶的城市带。国家在这些地域的税收较高，就会有一部分转移支付给低收入地域，例如西北的一些地域。这种支付转移，可不单单是为了所谓的“扶贫”，更是为了维护低收入地域的消费市场，为富庶地区的产品，提供足够的消费力，所以这本身就是一种追求消费最大化的平衡战略。

    除了转移支付，同样重要的是产业均衡分布。利用社会主义的组织力和扶持能力，将大城市的很多产业，不断地转移到需要产业平衡的原落后城市，是最近20年左右连续不断的国策。

    例如新能源车的所有配套，从电池到部件到电子系统，凡属于国企或混合制企业，都尽量迁到了一些新兴的标准市，让他们在那里带动当地的产业、就业和消费发展。

    所以支付转移是“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