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而产业均衡分布是“造血”，两者的结合，就能让原落后地域的城市，快速发展起来，而且这样的话，全国的消费力就同样比较均衡——有产业，就有就业；有就业，就有消费。

    转移支付的输血，当然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但总体上是不如产业均衡分布这种造血方式的，因为转移支付除了老人的养老金之外，不可能直接发钱给落后地区的中青年人口，而是政府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翻新改造，国企投资等形式进行转移，这些钱大量变成了资产，而不是个人收入，当然被转移地区的基建产业等相关的人员，会比较受益。

    当时设计“产业均衡分布政策”的时候，李思华也是鉴于原时空的相关问题而改良的，原时空国内大量的三四五六线城市，通过转移支付，其基础设施，公园，购物中心等都修的很好，各种步行街，滨江路，广场，绿道，体育场等，往往都修的很漂亮，形成了大量的公共资产。然而虽然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城市和交通面貌，但是当地老百姓的收入，却和一二线城市有很大差距，就业机会也少。她可不想在新时空，还是这种老毛病。

    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是，产业才是真正的印钞机，是财富的源泉，是财富分配的最佳方式。让全国的这些标准市，尽量地实现产业均衡，才是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这是李思华当时推动相关政策的核心思想。

    除了国内消费部分，海外消费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

    在新时空这种趋势很明显，因为中国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大国，而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领头羊，在全球形成最庞大的一个“雁阵经济发展体系”，本土的18亿人口，与海外社会主义体系的15亿人口，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庞大的贸易，相互消费着彼此的产品。

    最早的时候，基本上是中国进口这些国家的资源，向他们出口工业品。等到中国协助他们完成了初级工业化，进口的种类就越来越多。

    这是一种良性循环，随着中国日益富裕，低端产业，甚至部分中端产业，开始不断向这些国家部分转移，例如次大陆11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承接了大量纺织、电子产品组装、低端元器件生产、本土消费产品生产等越来越多的产业，目前其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到了世界的中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程度。这样的发展水平，自然消费力也不弱，对于部分中国产品的进口消费能力，也是日益增强。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并不是按照西方那种“去工业化”的模式，来实现产业向海外转移，而是以“科技升级”的模式，保留部分的中低端产业的产能，将其余的部分转移出去，所以中国本土，现在仍然是全产业链的超级工业大国。那些在中国本土的中低端产业，其实现在从科技化的水平来看，一点都不算低端了。

    例如服装制造，已经发展到柔性定制的程度，实现了“敏捷生产”，相关工厂，能够根据订单，生产大量小批量的不同形式服装，这需要高度的电脑化控制，甚至需要人工智能干预。有了这样的生产能力，再加上品牌化，这些剩余的成衣制造厂，占据了这个“低端产业”的高端部分，仍然活得挺好。

    海外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得到了中国不断转移的部分产业，同时也获得了大量的就业。在他们发展这些产业的同时，带动了国内其它产业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产业组合，他们并不完全服务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体系，而是到全球去拓展市场。在这样一个被带动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自身的产业不断壮大，同时其国内的消费力，也就不断增长。

    而且按照中国模式，他们的产业发展不至于失衡——国家之间必须实现贸易平衡是铁律，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对于顺差和逆差都控制得很严，这也是平等的原则，谁都不要占谁的便宜，而且“华盟”对关键产品的价格，是有区间控制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倾销之类的资本主义不当竞争模式的恶果。

    这样一个在西方看起来被“高度管控”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贸易体系，对于创造消费力的效率和能力，却是远远超过了西方资本主义的那套。“平等、均衡、可控、协调”八字方针下，大大克服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最大弊端——总需求日益萎缩，而总需求能够不断发展，就能规避掉经济危机。

    最近的30年，西方大约有一半的时间，都处于经济危机之中，这正是除了中国以外的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程度上不断追赶的最大因素。到现在，非洲至少有1/3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平均生活水平和收入包括消费力，已经超过了东欧和南美的那些资本主义国家。

    这种消费的伟力，极大地动摇了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信心。原来西方很多人，都把中国视为一个异数。他们不是从社会主义出发，而是从中国的资源、国情、历史、文化等角度，来解释中国为什么变成了全球第一强国，为什么经济发展得如此之好。但潜台词也包括，中国是特殊的，其它模仿它体制的国家，不太可能获得与中国同样的进步成果。尤其是对那些非洲国家，他们是非常蔑视的——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