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几十年前就已经进行，还是在领袖李思华的提示下进行的，只不过近年来，其重要性更加凸显了。

    这是一项非常微妙，尺度要非常精准的工作。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非常强调8小时工作制，对于加班是严格限制的，而随着国家的发展，劳动者的薪酬越来越高，这就对企业的盈利有着相当的压力。一方面，企业需要尽量利用好员工8小时之内的工作时间，以高效率克服高成本的弊端。另一方面，企业产品也需要合理的售价，来保证合理的利润，企业没有利润，不但不能发展，还只能倒闭，高薪酬自然也就变成幻梦。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显然不能去搞西方国家那种“996是福报”，依靠加班或其它压榨员工劳动力的方法，来降低企业成本，那是完全的邪道，是赤裸裸的剥削。因此除了企业内部挖潜增加效率的“内部挖潜”以外，还需要物价部分，不断进行大规模的测算，允许企业产品，阶段性适当地提价，符合薪酬增长的要求。物价部门的管制，有上限有下限，其中的下限，就是保证企业产品的利润空间，避免市场上大家杀价的“多败俱伤”。

    这显然是需要非常精准的工作，因为物价提升过快，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所以要非常小心，如果搞成西方经济危机那种“工资-物价交替上升螺旋”，那真的就是大笑话了。

    本质上，这是对剩余价值分配的不断精细调整，企业拿到多少，员工拿到多少，国家和社会对企业劳动的估值是多少，都需要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第二个，就是如何在大学因为职业教育提升而不断扩招的前提下，规避“结构性失业”，这就与上述的“物价-薪资精确调整体系”密切相关。

    人类有好逸恶劳的天性，喜欢办公室白领胜过外勤蓝领的选择，是很自然的事情，中国古代“好男不当兵”这样的思想，除了皇绅军队对军人的蔑视以外，也是因为军人太辛苦。所以现在大量青年，都上了大学，虽然多数人学的，仍然是职业技术，但心态可能就拔高了，对于现实可以提供的工作，可能不会满意。

    国家不可能做到让每一个人满意，但国家应该提供一个合理的体系。例如，越辛苦的工作，报酬应该越高，其它的福利，也应该相应更高。这就需要人力部门的“物价-薪资体系”，能够根据社会的发展和教育体系的变化，不断提供变化的薪资和对应产品的物价调整。

    只有做到这样，再加上舆论引导，才能避免社会形成对各种不同职业的“鄙视链”，让人民得到正确的认知——高薪酬就需要用更多的辛苦和劳动去换取，想轻松就不要指望高薪酬，让“干得好不如选择得好”这样的逻辑见鬼去，绝不能有不创造价值，结果收入却更高的现象。

    说得不客气点，连公务员都必须在退休前在全国不停地流动，哪里能有什么职业，能够“钱多、事少、离家近”？人保部要做的，其实就是熨平全国各种职业之间的“性价比”，使之基本保持一致，这是社会主义体制下需要的“主动调节”，不能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执行所谓的完全的“市场调节”。而且市场调节有个毛用？能阻止美国人都不去做制造业吗？

    例如想让青年选择一些艰苦的制造业，唯一的办法，就是劳动投入的性价比高，让青年认知在这样的行业，收入远高过其它工作轻松的行业。对应的，就需要提升这些艰苦劳动制造业的产品价格，使得支付高薪酬的企业，仍然能够很好地生存和发展，这是相辅相成的。

    需要认知清楚的是，这是与现在新中国已经达成了相对比较高端的产业体系有关，如果是早期六七十年代的产业结构，这是根本做不到的，因为大量的低端产业，如果对艰苦的劳动，支付高薪酬，那么产品的价格将极为昂贵，远远超出了按照这种模式，可以调节的幅度，例如当时的一个制鞋厂，可能有个七八万的工人，对于平均薪酬这个成本，是非常敏感的，工资翻一倍的话，鞋价可能也要翻一倍，由于低端市场全球竞争激烈，翻了一倍，价格可能就没有市场竞争力。而现在这个制鞋厂，可能就只有两三千工人，人少了二三十倍，薪资的“敏感度”，自然就大幅下降，可调整的幅度要高很多。

    基本上教育部和人保部，都还是遵循了李思华时代确立的原则——平等、折腾和公平。

    所谓的平等，就是大家遵守共同的规矩，以及个人付出的劳动强度和辛苦程度，对应社会总剩余价值的合理比例。注意这里并不是单个企业或单位的剩余价值，而是要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设定。有些单位对社会有意义，但根本不创造剩余价值；有些企业没有利润或者利润很少，但社会不可或缺。所以那种西方式的只在企业内部分配剩余价值，仍然是不合理的，要进行全社会的“熨平”。

    所谓的折腾，是针对“好逸恶劳”这种人类天性的，既然报酬来自于人们讨厌的“劳”，那就最好让人们少一点“逸”的妄想。这就需要折腾，不管是流动、调整薪酬性价比，都是往这个方向的调整，让人民发现每个职业，都有其明显的“缺陷”，那挑剔也自然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