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都被放在人头和尸身之间空出来 的位置上。然后填土。这次填入的是掺杂大量炭灰、木炭块的灰色土， 有的炭块直径10厘米，长4厘米，明显是烧过的树枝。填土中还混 杂着大量烧过的骨头（报告没提及是人骨还是兽骨）和贝壳。这层灰 土厚35—60厘米，应当是祭祀结束后的柴灰和垃圾。

    在填入这层炭灰土的同时，主祭者杀掉了最后一个人：侧身蜷缩 在坑东壁，身上撒了大量朱砂，尸骨被严重腐蚀，已无法分辨性别 和年龄；身旁有一只陶鬲，似乎是随葬品。郭沫若推测，此人就是 墓主、青铜器的主人“戍嗣子”，因为只有他被单独埋在最上面。但 问题是，他的身边只有一只陶鬲，没有任何高价值随葬品，所以还无 法完全确定。

    杀祭全部结束后，是最后的填埋工作。在炭灰土层的上面，是 90厘米厚的块状红烧土层，夹杂少量陶器碎片，直到把坑填满。这 些烧土块应当也是烧烤祭祀的产物。

    以上就是这场杀人祭祀的过程。可以判断，这不是简单的屠杀。 主祭者准备充分，从祭祀坑的挖掘和修整，到每一个杀祭步骤，比如 尸身摆放、撒朱砂、填土、打碎陶器、摆放各种祭品，都执行得有条 不紊。而且，地面上还在同步举办包含烧烤祭品在内的献祭仪式。这 些都说明当时的人对举办此类祭祀活动已经很熟悉，有一套相对固定 的操作流程。

    发掘报告认为，死者都是奴隶。但从物品看，每层中都有人携带 货贝（甚至成串的或是用麻布袋装的大量贝）或佩戴玉饰，应该是他 们给自己准备的“随葬品”，显然，这种富裕程度不可能是奴隶。值 得注意的是，杀人者并不觊觎死者的财物，大量作为钱币的货贝和高 价值的青铜器被埋葬在了祭祀坑中。在殷墟的众多人祭坑中，这非常 少见。9

    最上一层死者的身份最高，有一件象牙棒和五件象牙做的笄，更 重要的，当然是贵重的青铜礼器和兵器，其中，铜鼎、铜肇、铜爵各一件， 最大的是“戍嗣子鼎”，高近半米，重达21公斤多，底部有烟灰层， 说明主人经常用它烹煮饭食。出土时，鼎口部有丝织物残留，大概是 被丝绸裹着带进坑内的。

    鼎内有较长的铭文，共三行，30字，记载的是某年九月的丙午 这天，商王在一座大宫殿里赏赐戍嗣子货贝二十朋，为了纪念这荣宠， 戍嗣子铸了这件祭祀父亲的鼎。

    戍嗣子鼎及铭文拓本："丙午，王赏戍嗣子贝廿朋， 在原金。用作父癸宝鼎。唯王筑嬴大室，在九月。犬鱼。”

    铭末“犬鱼”是由两个甲骨文象形字组成的族徽，主人自称“戍 嗣子”，戍是他的名，嗣子可能代表他是本氏族的嫡传族长。

    “犬鱼”的族徽在商代铜器里不太多见，甲骨卜辞里也没出现过， 说明该族不是很显赫，被王召见一次已经足够荣幸，所以要专门铸 一只大鼎来纪念。铜器的形制和铭文风格属于殷商末期，商朝灭亡 的前夕。

    朋，甲骨文作儿像一个人提着两串钱。王国维《说珏朋》云：“古 制贝玉皆五枚为一系，二系一朋。”也就是说，一串五枚，两串十枚， 十枚是为一朋。《合集》40073曰：“易（赐）贝二朋。”这说明在商 代二朋就很拿得出手。口按照1975年陕西出土的西周中期裘卫盆铭 文记载：“矩白庶人取堇章于裘卫。才八十朋。厥贾其舍田十田。矩 或取赤虎两。鹿口两。口翰一。才廿朋。其舍田三田。”“按周制， 百亩（约合今31.2亩）为一田，二十朋抵三田（约合今93.6亩）o

    后冈H10被全面发掘后，祭祀坊特征得到公认，学界多已不再 把它看作墓葬，但还是有些难以解释的现象:其一，人牲用了较多“随 葬品”，如铜器、海贝、丝麻织物和粮食，而这在商代人祭坑中很少见到。 其二，随葬的货贝、青铜器和玉饰像是属于死者的财物，玉饰戴在死 者身上，货贝由死者成串或成袋携带，铜鼎和铜界也是压在死者身下， 而能拥有这些青铜礼器的，只能是商人贵族戍嗣子家族。

    从上述特点看，郭沫若1961年的“墓主是贵族”的判断仍有可 成立之处：后冈H10虽然是一座祭祀坑，但使用的人牲与众不同， 并不是常见的战俘和奴隶，而是中级贵族戍嗣子家族的成员。所以， 主祭者破例给了很多优待，比如，允许死者随身携带一些随葬品， 往尸体上撒朱砂粉（夏商时代贵族的墓葬往往会撒朱砂），但在实际 执行中，这些优待又落实得颇为草率，很多都是身首分离，尸身可能 被献祭和烹煮分食。

    如果被献祭者是“戍嗣子”家族，那操办此次杀祭的就不大可能 是其他贵族，因为哪怕是高级贵族，也没有把下级贵族满门诛杀献祭 的权力。这只能来自王权。

    又有两种可能。一是灭商后，周人对特定的商人贵族的杀戮。周 人曾两次攻克殷都，第一次是武王灭商，第二次是周公平息叛乱，且 不管是哪一次，这种可能性都不大，因为周人并不尊重商人的祭祀伦 理，不会允许把高价值的货贝和青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