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那么，正常死者和人牲的比例是65 ： 100,也就是说，在 65名自由人背后，有100名被杀祭的人牲。当然，100 ： 1和65 ： 100 代表的是两个极端，真实数值应当在这两者之间。毕竟，那是个后世 人难以想象和复原的时代，但即便这样粗略的估测也已经让人心悸。

    我们再把视野放宽一点，看看人祭在其他古代人群中的迹象。

    很多古人类都有留下用人献祭的疑似迹象，但大都很零散，难以 完全确定，2。只在一些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会留下比较清晰的现场。 比如，希腊考古学家在地中海克里特岛发掘出约3600年前的一座石 砌神殿，里面保留了正在进行人祭的一幕：低矮的祭坛上侧卧着一具 人骨,是名十八九岁的男性，身高1.68米，呈被捆绑的侧身、屈膝姿势, 一把青铜尖刀长约半米，刀尖向上刺入死者胸部。尸骨鉴定显示，死 者的喉咙已被割开，旁边放着的是一个接血的陶罐。殿内还有三具人 骨，其中一名男子三十七八岁，身高L83米，手腕戴精致的石雕印章, 还有一枚铁镶银戒指，估计是主持这场仪式的祭司。可能是因一场突 如其来的大地震，神殿被毁，祭司和人牲被掩埋在了碎石之中。

    另外，克里特岛的一座米诺斯文明晚期建筑出土有300多块人骨, 属于一名八岁和一名十一岁的儿童：27块骨头上有着清晰且很深的 刀痕;一起出土的还有带刀痕的羊骨，多件陶器，有些陶杯上绘着神像, 其中一只陶罐里有贝壳、指骨和带刀痕的椎骨。发掘者推测，这是烹 饪献祭后吃剩的骨头。21

    除了考古，有些文献中也有古代人祭的遗踪。比如《圣经?旧约》 中就有用长子献祭的记载，虽然这种行为在《旧约》时代已经基本消亡， 但它反映了中东地区的古老风习。

    唐代的玄奘法师在印度求法期间，曾被乘船的土著俘获，土著每 年秋天要捕捉一人杀祭“突伽天神”，而玄奘是这次最合适的人选； 不过，玄奘靠他的诵经和传法能力逃脱了这次劫难。他口述的这段遭 遇颇为生动，可能是后世妖魔想吃“唐僧肉”故事的母题：

    于林中两岸各有十余船贼，鼓棹迎流，一时而出。船中惊扰， 投河者数人，贼遂拥船向岸，令诸人解脱衣服，搜求珍宝。然彼 群贼素事突伽天神，每于秋中觅一人质状端美，杀取肉血用以祠 之，以祈嘉福。见法师仪容伟丽，体骨当之，相顾而喜曰：“我 等祭神时欲将过，不能得人，今此沙门形貌淑美，杀用祠之，岂 非吉也！”……于是贼帅遣人取水，于华林中治地设坛,和泥涂扫， 令两人拔刀牵法师上坛，欲即挥刃。（《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

    西班牙人殖民美洲时，阿兹特克的人祭宗教正处在繁荣阶段。阿 兹特克人主要是捕捉敌人敬献给神，献祭者也常分食人牲的肉，有些 西班牙军人被俘之后的下场就是如此——当时的西班牙殖民者给后世 留下了诸多第一手记录。22

    殷商的人祭则有甲骨卜辞的记录和考古发掘的祭祀遗迹，这可以 帮助学者识别更早的人祭现象，比如，从新石器到夏和早商阶段，人 祭遗存星星点点，规模都不太大，倘若没有殷商阶段的参照，很多会 被当成特殊形式的墓葬。

    同理，借助阿兹特克的人祭记录，可以识别中美洲更古老的玛雅 文明中的人祭现象，虽然规模要比阿兹特克小得多。曾有人怀疑玛雅、 阿兹特克文化和殷商同源，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它们的人祭形式 大不一样。阿兹特克人祭的仪式感和表演性很强，有高大的石砌金字 塔神庙，献祭仪式在金字塔顶端进行，尸体从台阶上扔下，由观众争 夺分食。此外，玛雅和阿兹特克还留下了一些关于人祭的雕塑、浮雕 和绘画。相比之下，从新石器到殷商，中国境内从未发现用于人祭的 景观建筑。殷商人祭只有甲骨卜辞记载，从未有雕像、铸造、绘画等 艺术表现。殷商和阿兹特克、玛雅共有的文化基因并不多。

    古罗马的角斗士产业存在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4世纪，它也有 一点人祭宗教的渊源，但已经发展成世俗的大众娱乐产业，集表演、 展示和景观建筑于一身，是人类文明旁逸斜出的一种现象。

    中国古文明的重要特征是实用和低成本，不重视公共参与性。商 王向鬼神献祭的宗教活动也是如此。当然，商人各聚落都有自己的人 祭活动，可以满足民众的参与需求，但这些基层人祭场也没有发现用 于人祭的景观建筑。

    历史上，不同文明的刑罚示众活动也有这种区别。欧洲的十字架 和绞刑架富有展示和仪式性，受刑者位于高处，便于被围观；古代中 国有公开斩首示众的司法传统，但没有用于展示的相关建筑设施。

    以上人祭宗教及角斗产业的消亡，都源于外来文化的干预。罗马 人后来皈依了基督教，传统的阿兹特克宗教被西班牙殖民者的天主教 所取代，殷商则与之不同：周灭商后，人祭被周人消除，但周人并未 开创一种新的宗教，而是采用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