渎效灵，得此神捷，因此宫廷指为神运石。

    后来万岁山成，即将此石运竖山上，作为奇峰，下文再表。

    且说赵挺之辞右相后，心恨蔡京不止，每与僚友往来，必谈蔡京过恶。

    户部尚书刘逵与赵挺之最称莫逆之交，尝言有日得志，必奏黜蔡京。

    崇宁五年，春正月，彗星出现西方，光长竟天。

    宋徽宗皇帝因星象告警，避殿损膳，赵挺之与吴居厚请下诏求言，当即降旨准奏，且擢吴居厚为门下侍郎，刘逵为中书侍郎，刘逵遂上奏乞请碎掉元佑党人碑，宽上书邪籍禁令。

    宋徽宗皇帝亦俯如所请，夜半遣黄门至朝堂，毁去碑石。

    次日蔡京入朝，见党碑被毁，即入问宋徽宗。

    宋徽宗皇帝说道：“朕意宜从宽大，所以毁去此碑。”

    蔡京厉声道：“碑可毁，名不可灭呢！”

    这一语声彻朝堂，朝臣都觉惊异，连宋徽宗皇帝亦向蔡京一瞧，微露怒容。敢怒不敢言，亦觉可怜。

    既而退朝，不到半日，朝廷即呈入刘逵奏牍，极陈“蔡京专横，目无君父，党同伐异，陷害忠良，兴役扰民，损耗国帑，应亟加罢黜，安国定民”等语。

    宋徽宗皇帝览奏未决，嗣司天监奏称太白昼见，应加修省，乃赦一切党人，尽还所徙，暂罢崇宁诸法及诸州岁贡方物，并免蔡京为太乙宫使，留居京师。

    蔡京主政期间，在宋徽宗支持下，借继承宋神宗新法之名，在都省设讲议司，推行的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不断改变盐业、茶叶的专卖制度，改革币制、完善市舶制等，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政治上持续大规模打击以元佑党人为主的不同政见者，最终致使朝廷几无可用之人。国家治理方面，将社会救济规模化、制度化，设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属得民心之举。教育方面，崇宁年间主持“崇宁兴学”，要求全国普遍设立地方学校，建立县学、州学、太学三级相联系的学制系统；恢复设立医学，创立算学、书学、画学等专科学校等。

    蔡京虽然促进了宋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暂缓了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满足了最高统治者的奢侈之求，但蔡京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经济改革，过早地消耗了民力，也激化了社会矛盾。尤其是经济改革的成果并未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反而刺激了统治阶层的腐败，加速了北宋王朝的衰败。

    朝廷复用赵挺之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赵挺之入对，宋徽宗皇帝说道：“朕见蔡京所为，一如卿言，卿其尽心辅朕！”

    既知蔡京罪恶，何不罢黜他方？

    赵挺之顿首应命。自是与刘逵同心夹辅，凡蔡京所行悖理虐民的事情，稍稍改正，且劝宋徽宗皇帝罢兵息民。

    一日，宋徽宗皇帝赵佶临朝谕大臣道：“朝廷不应与四夷生隙，衅端一开，兵连祸结，生民肝脑涂地，这岂是人主爱民至意？卿等如有所见，不妨直陈！”

    赵挺之接着上奏道：“西夏交兵，已历数年，现在尚未告靖，不如许夏和成，得抒边衅。”

    宋徽宗皇帝点首道：“卿且去妥议方法，待朕施行。”

    赵挺之退语同列僚属道：“皇上志在息兵，我辈应当将顺。”

    同列应声称是不过数人，余多从旁冷笑。

    不必细猜，便可知是蔡京旧党尚遍列朝班呢。

    赵挺之归，属刘逵补登奏疏，大旨是罢五路经制司，黜退陶节夫，开诚晓谕西夏人等事。

    奏章入朝廷后，朝廷大旨照准，徙陶节夫知洪州，遣使劝谕西夏主，西夏主也应允罢兵，仍修岁贡如初。

    唯蔡京为刘逵所排挤，愤怨已极，必欲将刘逵除去，聊快私忿。

    当下蔡京与同党秘密商议，御史余深、石公弼等说道：“上意方向用赵、刘，一时恐扳他不倒，须另行设法为是。”

    蔡京便说道：“我意也是如此，现已设有一法，劳诸君为后劲，何如？”

    余深问是何计，蔡京作鸬鹚笑道：“由郑入手，由公等收场，赵、刘其如予何？”

    王莽学过此调，蔡公亦欲摹仿耶！

    余深、石公弼等已知蔡京之意，齐声赞成。

    揖别后，即分头安排，专待好音。

    这“由郑入手”一语，乃是隐指宫中的郑贵妃及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的郑居中。

    郑贵妃系开封人，父名绅，曾为外官，郑绅女儿少入掖庭，侍奉钦圣向太后，秀外慧中，得列为押班。

    宋徽宗皇帝当时为端王，每日问太后起居，必由押班代为传报。

    郑女善为周旋，能得人意，况兼她一貌如花，哪得不引动宋徽宗？虽然无苟且情事，免不得目逗眉挑。

    至宋徽宗赵佶即位，向太后早窥破前踪，即将郑女赐给宋徽宗，尚有押班王氏，也一同赐予宋徽宗。

    宋徽宗皇帝得偿初愿，便封郑女为贤妃，王女为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