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唐长兴元年的暮秋，长沙楚王府的商政堂内，马殷端坐于案前，手中摩挲着一方 “赤金商印”。这方印由湖湘赤金锻造，印面刻 “通商安楚” 四字，印侧铸湘江、洞庭水纹与市井商号纹路，最奇的是，商旅通达时印身泛暖金，商道受阻则纹路发暗，乃是他初据湖南时，潭州（今长沙）商户联名所赠，赠印时言 “公以商安楚，民以商养身，此印当护湖湘商路永续”。彼时他七十九岁，回望自己从一介士卒到南楚开国君主，以商业为脉、以长沙为核，将荒乱的湖湘打造成 “商旅辐辏、仓廪充盈” 的沃土，眼中满是安然 —— 他半生征战，半生治楚，终不负湖湘百姓，不负 “楚地商王” 之名，更不负那方见证湖湘兴盛的赤金商印。

    野史记载，马殷出身许州鄢陵寒门，自幼孤贫，曾以佃农、贩盐为生，因身材魁梧、勇力过人，又深谙市井之道，能辨商机、善结人心，被乡邻称为 “马三郎”。唐末乱世，黄巢起义席卷天下，马殷投军于忠武军，追随将领孙儒南下征战，孙儒死后，他与刘建锋、张佶率残部逃往湖南，沿途收拢流民、招纳士卒，渐渐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野史中流传 “商印雏形” 的奇事：逃亡途中，途经潭州郊外，他见当地百姓以茶易粮，却因无规范商号、常遭恶霸盘剥，便召集当地商户，以自己随身的铜符为凭，约定 “公平交易、互不相欺”，这枚铜符，便是后来赤金商印的雏形，据说此后途经此处的商旅，见铜符便知有保障，纷纷在此集散，竟渐渐形成一个小市井。

    光化元年，刘建锋被杀，张佶因手伤无法继位，众将便推举马殷为帅，马殷率军攻占潭州，被唐廷任命为潭州刺史。彼时湖南四分五裂，各州割据，盗贼横行，更兼商道断绝，百姓无以为生。马殷到任后，第一件事便是整顿商道，严惩劫掠商旅的恶霸与乱兵，又以那枚铜符为信物，联络潭州、岳州、衡州的商户，建立 “湘楚商盟”，规定 “商旅往来，免税三日；欺行霸市，严惩不贷”。野史中传 “铜符显灵”：某次一伙山贼盘踞湘江渡口，劫掠往来商船，马殷手持铜符前往渡口，铜符突然泛出微光，山贼见之，竟纷纷弃械投降，传言这枚铜符沾染了马殷的 “商德”，能镇住恶人、护佑商旅。

    随着势力壮大，马殷先后击败邵州、郴州、永州等地的割据势力，统一湖南全境，又夺取桂州、连州等岭南之地，以长沙为都城，割据一方。唐天佑四年，朱温篡唐建后梁，马殷遣使称臣，朱温封其为楚王，南楚政权正式建立，定都长沙。登基那日，潭州商户联名献上精心锻造的赤金商印，印身镌刻的 “通商安楚” 四字，正是马殷治楚的核心理念，当日商印暖金暴涨，映得长沙城的市井街巷熠熠生辉，往来商旅纷纷驻足跪拜，都说 “楚地太平，商路将通”。

    马殷深知，湖南 “地狭人稠，无中原之富庶，唯有通商兴农，方能安邦定国”，因此他将 “兴商” 作为治国第一要务，凭借赤金商印的公信力，一步步打通湖湘商道，繁荣市井。野史中记载的 “商印护商” 奇事数不胜数：他下令开辟 “湘江商道”，疏浚湘江河道，打造大型商船，让湖湘的茶叶、瓷器、丝绸顺着湘江而下，经洞庭湖入长江，直达金陵、扬州；又开辟 “岭南商路”，打通湖南与岭南的贸易通道，让岭南的香料、珍宝传入湖湘，湖湘的特产远销岭南，甚至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往海外。每次商船启航，马殷都会亲自手持赤金商印，在码头祭拜，商印暖金泛出，传言能保商船一帆风顺、避开风浪，因此湖湘商户皆言 “商印在，商船安”。

    为了鼓励商业发展，马殷推行了一系列极具远见的政策：设立 “商税司”，规范商税，对小额贸易免征商税，对大额贸易从轻征税，严禁官吏横征暴敛、欺压商户；在长沙、岳州、潭州等地设立 “博易务”（相当于如今的交易市场），集中管理商旅贸易，提供仓储、住宿、汇兑等服务，让商旅往来更便捷；又鼓励商户开设商号、作坊，扶持茶叶、瓷器、纺织等产业，其中湖湘的 “岳麓茶”“潭州瓷”，因品质优良，经商道远销各地，成为当时的 “名品”，甚至被后梁、后唐皇室列为贡品。野史中传 “商印育商”：有一位潭州瓷匠，因技艺精湛却无资金扩大作坊，马殷得知后，手持赤金商印，亲自前往瓷匠作坊，以商印为凭，令博易务为其提供资金、原料，此后这位瓷匠的作坊日渐兴盛，所产瓷器远销海外，为湖湘赚取了大量财富，而瓷匠为感念马殷之恩，将商印纹路刻在瓷器底部，成为 “潭州瓷” 的标志。

    马殷不仅善兴商，更善治楚，他深知 “商兴需农稳”，在鼓励商业的同时，也重视农桑发展：疏浚湘江、资江、沅江等河道，兴修水利，灌溉农田；鼓励流民开垦荒地，对垦荒者免三年赋税；推广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让湖湘的粮食连年丰收，“仓廪充盈，民无饥馑”。野史中传 “商印安农”：某次湖湘遭遇旱灾，粮食歉收，商户们纷纷拿出粮食，以平价出售，传言是赤金商印的暖金，感化了商户，让他们不忘马殷 “商农共生” 的嘱托，而马殷也趁机开仓放粮，联合商户救济流民，最终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