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先拿起了桌上的报告。

    

    他翻页的速度比戴笠快得多，几乎是一目十行地扫过去，不是因为看不懂，而是因为这些东西他心里全都有数。林默寒会写什么，会从哪个角度切入，会用什么样的逻辑链来咬死他，他在上海的时候就已经推演过无数遍了。

    

    大约五分钟，他翻到了最后一页。

    

    二十页纸，归纳起来就是三根柱子：汇丰银行的时间差、薛平案的现场疑点、以及沈慕白这个身份的调查推演。三根柱子立得不算矮，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全靠推论撑着，没有一根是用铁证拧死了的。

    

    林默寒犯了一个聪明人最容易犯的错误：他太信任逻辑了。逻辑是好东西，但逻辑能推出来的东西，也能被逻辑推翻。

    

    他把报告往桌上一放，抬头看了林默寒一眼。

    

    那一眼很短但很重，像一颗小石子“啪”地砸在平静的水面上。

    

    “写得不错。”郑耀先说，“字也漂亮，工楷，练过的。”

    

    林默寒的脸色变了一下。他没想到郑耀先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夸他字写得好。

    

    戴笠没有说话。他靠在椅背上，双手十指交叉放在小腹前面，整个人像一尊泥塑，一动不动地看着这两个人。

    

    毛齐五依然在沙发上喝他的茶，茶杯端在手里，眼皮微微抬着，视线在郑耀先和林默寒之间不紧不慢地来回晃。

    

    办公室里的暖气管子发出一阵低沉的咕噜声，像是什么东西在管道深处翻了个身。台灯的光圈只照亮了桌面上的那一小块区域，戴笠的脸有一半隐在阴影里。

    

    “耀先，你怎么说？”戴笠开口了。

    

    “没什么好说的。”郑耀先往椅背上一靠，语气轻松得像在聊昨天晚上吃了什么，“林副处长这份报告，总结起来就一句话：我郑耀先每次办事的时候，共产党的人恰好跑掉了。时间线对得上，但拿不出直接证据。”

    

    “所以你的辩解是？”

    

    “不辩解。”

    

    房间里安静了两秒。

    

    林默寒的眉头猛地拧了一下。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被戴笠的抬手制止了。

    

    戴笠盯着郑耀先：“你不辩解？”

    

    “处长，这份报告里面所有的‘时间差’和所有的‘巧合’，都有一个前提假设，就是我郑耀先在那些行动中存在某种不可告人的动机。”郑耀先的声音不高但很稳，“但林副处长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什么事实？”

    

    “情报工作不是考试做题，没有标准答案。我在汇丰银行的时候化装成买办，是因为那是当时唯一能不惊动法租界巡捕房的方式。我在薛平案里选择了现场击毙，是因为薛平拔枪了，不打死他就是我被打死。至于那些逃脱的中共分子，我可以拿出每一次行动的部署报告和人员签到记录。每一次的漏网之鱼，都有具体的原因：有巡捕房拦路的，有线人临时变卦的，有我方人手不够跟丢的，这些原因我都在事后报告里写过，处长您的案头应该都有存档。”

    

    他顿了一下，看了一眼林默寒。

    

    “但如果林副处长非要把这些具体原因全部归结为一个阴谋论，那任何人都可以被说成是共产党。包括林副处长本人。”

    

    “你这话什么意思？”林默寒终于忍不住了。

    

    “没什么意思。”郑耀先的语气依然很平淡，“我就是觉得奇怪，你写这份报告的精力从哪儿来的？你是情报处副处长，本职工作是搜集和分析日方以及调查科方面的情报。五个月了，你的情报处一共产出了多少有价值的成果？日本人在法租界的渗透布局你查清了多少？你倒是有空写了二十页的告状信来告你的直属上级。”

    

    “我……”

    

    “让我说完。”郑耀先抬了一下食指，不是很大的动作，但足以让林默寒的后半句话噎了回去。“还有一件更有意思的事。林副处长在日本留过学，这个大家都知道，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1930年3月到6月，你在东京帝国大学注册名单上显示的是‘休学’状态，三个月。”

    

    林默寒的瞳孔缩了一下。

    

    “这三个月你去了哪儿？”郑耀先的声音忽然冷了下来，“巧的是，1930年3月到6月，日本帝国特高课在东京和大阪集中开展了一轮针对留日中国学生的策反工作。我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