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自主提名与更替，不受外部权力干预”一条，体现了建校之初自治地政府对学院自治权的承诺，但对此后的合同变更问题，特许状只字未提。宪法中他们援引的“不得追溯过往”一句光凭文意也并不能完全适用，其中的解释空间之大，最终如何理解全看大法官们自己的司法理念。

    而第二个问题，齐格林德更是在旁边听着都捏了把汗——倘若认为州有权为公共利益修改合同，约等于判了格林斯顿大学自治权以死刑。但若要认为州无此权力，待录音公布之后，第一个找上门来的怕是此时已经为反垄断焦头烂额的财政部。所以一切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重大变化”？

    萧翊文无法在如此紧迫的时间内试图去给这一问题下定义，这么做就是落入了对方的圈套。于是，他选择反其道而行之，说明格林斯顿州通过此法案的情况绝不属于“重大变化”。

    “庭上，特许状授权本校‘以一切合法方式促进学术’，格林斯顿州与我校的拨款协定中并未写明不得以投资方式增值其善款以更大程度地造福研究和教育领域，州政府也不能违背宪法原则在事后对此合同进行修改。”萧翊文的眼神与大法官们逐一接触，在和提问的靳理对视时更多了几分理直气壮。靳理的目光与他一触即离，垂下眼敛回面前的笔记上。

    他语气一软，诚恳道：“我校捐赠基金管理委员会成立十八年以来，每年的投资组合经独立审计都为‘低风险’，且资金皆用于扩大对研究项目和困难学生的资助，这些内容此前提交的审计报告都有明确结论，庭上可以查阅。本校去年对研究项目投资额同比增长18.8%，对困难学生的资助较前年增加了112人次，这两项数据在这十八年里皆呈持续增长趋势。于情于理，格林斯顿大学在拨款与接受的私人捐赠并未显著增加的情况下，通过这一方式惠及更广的受益对象，这怎能被认定为公共利益的损失？”

    靳理不置可否地微微点头。他随即追问道：“你在前文提到了州拨款资金于格林斯顿大学所受资金中的占比，你认为资金占比对该机构的性质定义重要吗？”

    齐格林德只觉得靳理那没带什么感情的声音在此时句句带刺。她有些牙疼地吸了口气，终于理解了几个月前报道靳理被提名时各大报纸都有所提及的那句“顶尖的宪法学学者”所言非虚。她从法学院毕业近四十年了，在这位年纪比自己还小的大法官身上久违地重温了毕业答辩的压力。

    萧翊文显然也怔了一下。他若有所思地轻轻敲击讲台侧沿，在短暂斟酌措辞后，回答：“靳理大法官阁下，我认为资金比例不决定法律属性。在这里我需要说明：格林斯顿大学的法律性质需从两方面进行界定，一方面，作为学校，它是法人团体；另一方面，作为由私人建立的自愿承担了部分公共职能的教育机构，它是慈善组织。本校建校时的特许状上写明了：‘格林斯顿大学为由简尧先生所建立之教育慈善机构’。也即，格林斯顿大学建立时所受的私人捐赠资金虽交予简尧博士，在格林斯顿大学建立后这笔资金的管理权自动移交给创始人所肯定的继任者和管理者。根据建校章程，这一角色明确属于校董会。在此前的庭审中，我方已经提交了相关证明文件。”

    格林斯顿自治地是人类走向星际后建立的第二个开拓地。新历前397年，当简尧第一次跟随着“奥德赛”系编队降落在这个开拓地时，他便意识到此地的天文环境尤其适合开展空间相关的研究。此时的简尧已经是阿尔库贝利空间技术实验室新主任，他率先将实验室的基地从柯伊伯空间站迁移到格林斯顿恒星系。他提出要让科学家们不受任何干扰地追逐人类的认知边界，凭借自己“载人空间跃迁第一人”的名头和在学界的影响力，逐渐吸引了其他科学实验室汇聚在此，建立了格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也即格林斯顿大学的前身。

    格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成立数年后，简尧萌生了依托高等研究院的资源培养新生代的想法。出于对第一联邦政府的不信任，他并没有选择接受政府的资助建立一所公立大学，而是四处筹款，建立了一所私立研究型高等学校。最开始的格林斯顿大学授课都由高等研究院的学者们兼职进行，收生也较少，不少学生们入学了才发现自己要频繁跟实验室打交道，恨不得在实验室里放个睡眠舱解决自己的衣食住行。其成就也是显著的——第一联邦的科学研究人员过半都在格林斯顿大学学习、深造或交流过。

    后来，环境逐渐恶劣，不少人文社科学者不愿接受禁锢思想的“菩提树”计划，便选择来到格林斯顿自治地，寻求大学的庇护。在他们加入后，格林斯顿大学才发展为一所综合学校。但近五个世纪以来，有一个事实从未变过，那就是格林斯顿大学的资金来源除去学生们的基础学费，主要为所拥有的专利收入和来自校友和社会的私人捐款。

    “我们可以确定，尽管格林斯顿大学一直积极地承担公共职能，但这不能改变它的性质——一个私人教育慈善机构。其财产基础依旧是私人的，管理的权力也掌握在私人团体手里。自然，州政府在提供资助时可以附上它希望此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