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接受的条件，但在没有附加任何条件，也没有明确指定用途的情况下，这一捐赠便应该遵循私人慈善机构的性质。而之后的资金用途虽然可能是公共的，但就其所有权和管理权而言，仍是私人的。这些都证明了格林斯顿大学在资金管理上的独立性。”

    得到回答后，靳理没再继续追问。他一直微低着头，在自己面前的笔记上写写画画，用的是一支特定样式的钢笔——这也是联邦最高法院的传统。萧翊文刚结束自己的陈述，南希·加菲尔德便站了起来，开始代表戈塞·艾萨克和州政府方陈词。

    这案子打了一年多了，他俩对加菲尔德的那套说辞都已经熟悉到耳朵都要听出茧了——无非就是州政府有权监管公共资金用途而资金性质决定监管权、因承担公共职能而成为事实上的公共机构之类的老调重弹。奈何前有大法官、后有记者，两人也不能表现得太不屑，只能耐着性子听加菲尔德对格林斯顿大学可能的“投资失败”进行夸大渲染。

    萧翊文一开始还有闲心记一下加菲尔德说了些什么，后来发现自己不过是在做无用功，他所需要的一切都在此前的庭审记录里白纸黑字地写着，便搁下了笔。他百无聊赖地听着彼得罗夫娜大法官的提问，当提及如何判断公共利益的界限时，萧翊文想起了靳理的提问，下意识地向左前方瞥了一眼，却正巧撞上了隐藏在镜片反光后的那双极平静的黑眸。

    靳理正居高临下地审视他们。几个月前的关系攻守易势，萧翊文倒也不怵，抬起头冲他一挑眉，露出了个势在必得的笑。

    年轻的大法官阁下见状，也没有太多反应，只是面无表情地转过头去，忽视了他隐晦的挑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