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无眠，我坐在档案室的灯下，把林建国的档案和那几封信访信翻了一遍又一遍。

    1992年10月，红星机械厂三车间夜班工人林建国，在周明山的签字下“自动离职”，从此消失在所有人的视线里。档案里没有他的去向，没有家属的签字，甚至没有停发工资的正式通知，连当年的职工花名册上，他的名字都被人用黑笔划掉了，痕迹很深，像是要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抹去。

    天刚蒙蒙亮，我就收拾好东西，直奔市区档案馆。

    初冬的清晨带着刺骨的寒意，我裹紧外套，挤上最早一班去市区的中巴车。车窗外的景色飞速掠过，我手里攥着那份薄薄的档案，心里沉甸甸的。周明山已经伏法，郑怀安在狱中服刑，可如果林建国真的是当年的第六个受害者，那他的冤屈，还没有得到昭雪。

    到了市区档案馆，我出示了单位介绍信，说明来意，工作人员帮我调出了1992年全市的失踪人口登记记录。翻到10月那几页，果然找到了一条：“林建国，男，27岁，永安镇红星机械厂工人，1992年10月17日失踪，家属报案后，被周明山以‘自动离职外出躲债’为由驳回，不予立案。”

    登记记录很简单，甚至连家属的联系方式都没有，只写了一句“家属于1993年春搬离永安镇，去向不明”。

    我看着这行字，心里一阵发凉。周明山不仅灭口，还连带着把家属逼走，让他们连申诉的地方都没有。当年的张为民、郑怀安，配合着他把所有线索掐断，让这个年轻的工人，连个像样的交代都没留下。

    从档案馆出来，我直接去了市局，找李队长帮忙。

    他听完我的发现，眉头皱得很紧：“当年的卷宗里，确实没有林建国这条线索，可能是被压下来了。现在案子已经结了，再翻案阻力不小，但只要你手里有证据，我们就可以重新启动调查。”

    我把信访信、档案复印件和失踪登记记录交给了他，他看完后，立刻安排人去调取当年的报警记录和派出所的接警台账，同时帮我查林建国家属的户籍迁移信息。

    “当年他们是搬到邻市的，具体地址可能要费点功夫找。”李队长看着我，“你别急，先回永安镇等消息，我这边查到了立刻通知你。”

    我点点头，心里却一刻也安定不下来。回到永安镇，我没回档案室，直接去了当年红星机械厂的老宿舍区，挨家挨户打听林建国的事。

    老宿舍区大多是退休的老工人，一听到“林建国”这个名字，不少人都愣了一下，眼神里带着躲闪。

    “林建国啊……好像是有这么个人，三车间的，干活挺麻利，就是嘴巴直，爱说闲话。”一位大妈想了半天，才慢慢开口，“1992年秋天突然就不见了，他家里人来找了好几天，周厂长说他欠了赌债，跑出去躲债了，让家里别找了。”

    “赌债？他家里人说他从来不赌的啊。”我连忙追问。

    “谁说不是呢，可周明山说的，谁敢反驳？后来张书记也出来说话，说他是自己走的，厂里不管。他爸妈气得生病，没多久就搬走了，再也没回来过。”大妈叹了口气，“当年谁不怕周明山啊，说了实话，怕是连自己都保不住。”

    另一位老工人偷偷拉着我，压低声音说：“我记得他失踪前几天，还跟我说厂里的夜班账目有问题，说要去举报。没过几天，就不见了。”

    “夜班账目？”我心里一动，“他有没有说具体是什么事？”

    “没来得及细说，就说发现了周明山和车间主任的猫腻，要往上反映。”老工人摇摇头，“现在想想，他那时候就被盯上了。”

    这些零散的证言，和我之前的猜测对上了。林建国不是什么欠赌债跑了，而是因为发现了厂里的猫腻，要举报，被周明山灭口了。

    傍晚，我回到档案室，刚坐下，李队长的电话就打来了。

    “查到了，林建国的父母当年搬到了临溪市下面的一个小县城，叫清河县，现在住在县城的老家属院。他母亲还在，父亲前几年去世了，还有个妹妹，嫁到了当地。”

    我立刻收拾东西，买了第二天一早去清河县的车票。

    第二天清晨，我坐上了去清河县的大巴车，一路颠簸了三个多小时，才抵达县城。根据李队长给的地址，我找到了老家属院，在门口问了几个人，才问到林建国母亲的住处。

    敲开门，开门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穿着洗得发白的棉袄，眼神有些警惕。

    “请问，是林建国的母亲吗？”我轻声问。

    老太太愣了一下，上下打量着我，眼神里带着防备：“你是谁？找他干什么？”

    “阿姨，我是永安镇档案室的，叫林晚。我找到一些当年的资料，可能和林建国的事有关。”我把介绍信和林建国的档案复印件递了过去。

    老太太接过复印件，看着上面的名字，手指忍不住颤抖，眼泪瞬间就掉了下来：“建国……我的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