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河县回来的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便揣着林建国的档案与他母亲的口述记录，匆匆赶往市局，找李队长对接后续调查事宜。车窗外的风带着初冬的寒意，刮在脸上微微发疼，可我心里却满是焦灼，一想到林母佝偻着身子、捧着儿子旧照片泣不成声的模样，脚步就愈发急切。

    李队长早已在办公室等候，桌上摆着刚打印出来的勘查方案，脸色比以往更为凝重。见我进来，他直接开门见山：“昨晚我跟局里领导汇报了林建国的线索，班子连夜开会研究，决定重启这桩尘封三十一年的旧案。毕竟周明山团伙的案子刚结不久，又牵扯出新增命案，社会影响和法理层面都容不得马虎，今天一早，刑侦队的勘查小组就会去永安镇后山的乱葬岗，对那处无名荒冢进行发掘取证。”

    我心头一紧，既期盼能找到实证，为林建国昭雪，又隐隐不忍。三十一年的风吹雨打，荒草埋径，那具无人认领的遗骨，怕是早已与泥土相融，可即便只剩残骨，也是还原真相的唯一凭证，是林母盼了大半辈子的念想。“我跟你们一起去，”我沉声说道，“那里的地形我熟悉，当年守陵老人说的位置，我能精准找到。”

    李队长点点头，递过来一份防护手套和鞋套：“正好，你作为线索提供人，也能现场见证，我们已经联系了法医，全程规范取证，后续还要做DNA比对，跟林母的样本做鉴定，只要能匹配上，就能正式立案，把这桩案子并入当年的连环命案里，彻底查清始末。”

    驱车赶回永安镇时，后山脚下已经围了不少民警，勘查小组穿着专业的防护服，拉好警戒带，法医团队也带着设备就位。周边的街坊听闻消息，都远远站着观望，低声议论着，谁也没想到，早已结案的旧案，竟又翻出了新的冤情。我带着勘查小组，穿过齐膝的荒草，走到那堆乱石堆砌的荒冢前，没有墓碑，没有标记，只有杂乱的野草在寒风中摇晃，看着格外凄凉。

    “就是这里，守陵老人说，1992年秋的无名尸，就埋在这下面。”我指着乱石堆，声音微微发哑。李队长示意小组开始作业，民警们小心翼翼地搬开乱石，拿着小铲子和毛刷，一点点清理泥土，动作轻柔又谨慎，生怕破坏了下方的遗骨。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围观的人都屏住呼吸，现场只有铲子挖土的细微声响，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足足两个小时后，泥土里终于露出了一截泛白的骨殖，法医立刻上前，蹲下身仔细勘验，一点点清理周边浮土，随着清理范围扩大，一具完整的人体骸骨渐渐显露出来，虽历经三十一年侵蚀，依旧能清晰分辨出轮廓。法医小心地将骨殖逐一提取，装进证物袋，又在周边土壤里找到一枚锈迹斑斑的铜制纽扣，上面刻着模糊的红星机械厂标识，与林建国当年的工服款式完全吻合。

    “初步判断，遗骨为年轻男性，死亡年龄在二十五至三十岁之间，死亡时间与林建国失踪年份高度吻合，这枚纽扣是关键物证，大概率就是死者生前衣物上的。”法医站起身，摘下口罩，对着李队长汇报，语气笃定。我站在一旁，看着证物袋里的遗骨和纽扣，眼眶瞬间发热，这就是林建国，那个敢说敢做、因揭露贪腐被灭口的年轻工人，他就这么孤零零地在这里躺了三十一年，无人知晓，无人祭拜。

    当天下午，法医团队便带着遗骨和从林母那里采集的DNA样本，赶回市局做比对鉴定。李队长安排民警留在镇上，走访当年红星机械厂的老职工，补充搜集林建国的相关证言，我则回到档案室，重新梳理九十年代初的职工考勤、工资发放记录，试图找到林建国失踪前后的更多线索。

    翻查1992年10月的考勤表，林建国的名字旁，从10月17日开始，便一直标注着“旷工”，直到半个月后，被周明山私自改为“自动离职”，没有任何家属签字，没有正规离职手续，所有流程都是周明山一人操办，潦草得漏洞百出。而同期的车间账目记录，有几页被人为撕毁，残留的纸边痕迹明显，显然是有人刻意销毁了林建国提及的夜班账目问题，这更加印证了，林建国是因发现贪腐内幕，被周明山残忍灭口。

    傍晚时分，李队长打来电话，声音里带着释然：“DNA比对结果出来了，完全匹配，荒冢里的遗骨，就是林建国！林建国案正式立案侦查，我们会重新提审周明山，即便他已经被判死刑，也要让他交代这桩新增命案，不能让他带着秘密走，更不能让林建国的冤屈埋没。”

    挂了电话，我长长舒了一口气，悬着的心终于落地，可随之而来的，是更深的沉重。三十一年，林母从青丝等到白发，丈夫离世，独自承受丧子之痛与流言蜚语，如今终于等到真相，等到儿子身份确认，这份迟来的公道，虽晚了太久，却终究来了。我立刻拨通林母的电话，将结果告知，电话那头，林母泣不成声，反复说着“谢谢”，哭声里满是委屈与释然，让我听得鼻尖发酸。

    次日，林母在女儿的陪同下，来到永安镇，执意要去后山看看儿子的长眠之地。我陪着她们走到荒冢前，老人看着被清理干净的土地，瘫坐在地上，抚摸着泥土，哭得撕心裂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