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玲婷把六份文档放在桌面上，摞成整齐的两排。言清渐拿起最上面的一份，翻开第一页。照片上是个三十八九岁的男人，方脸，浓眉，目光平视镜头，嘴角没有笑意。姓名栏写着“周恒昌”，年龄三十八，出身“工人”，文化程度“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现任职务“一机部三局生产调度处副处长”。履历栏密密麻麻写了五行：从车间技术员做起，到调度科副科长，到科长，到副处长。每一级都是三年，像尺子量过一样齐。他在心里记住了这个名字，把文档合上，放在左边。

    第二份是赵明远，三十七岁，清华大学毕业，在二机部搞过两年基建，后来调到404厂当车间主任，去年刚调回北京。履历里有一行字引起了言清渐的注意——“1961年参与221基地次临界试验保障工作”。这个人和他前后脚去过同一个地方。他把文档放在周恒昌旁边。

    第三份是孙德安，四十岁，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在冶金部干了十几年特种材料调度，经手过鞍钢、太钢、抚顺钢几十个军工项目。履历干净得象一张白纸，没有任何运动痕迹，也没有任何派系关联。他把文档放在赵明远旁边。

    剩下三份他看得快了些。第四份是李国梁，三十九岁，西安交通大学毕业，在航空工业系统干了十二年调度，管过发动机、管过仪表、管过起落架。第五份是陈方舟，四十一岁，南京工学院毕业，在电子工业系统搞了十五年配套，对元器件供应链了如指掌。第六份是吴志远，三十八岁，天津大学毕业，在造船系统干了十年，后来调到国防工办下属的研究所当副所长，管过潜艇、管过鱼雷、管过舰载设备。六份文档，六个人，六个不同的出身，六个不同的领域。他看完最后一份，把文档摞在一起，推到桌角。

    “让他们下午过来，一个个谈。”

    郭玲婷把文档收进公文包，转身出去。言清渐靠在椅背上，六个人，六段履历。这是他给国工办未来能接住各处摊子的人才。离“争气弹”成功炸响不远了，时间很紧的。

    下午，第一个进来的是周恒昌。他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中山装，头发梳得整齐，进门的时候站得笔直，象在部队里站过很久。言清渐示意他坐下，没有寒喧，直接翻开面前的笔记本。

    “你的履历我看过了。在一机部干了八年调度，管过多少项目？”

    周恒昌的语速不快：“经手的大项目，大大小小加起来，四十多个。最大的一个是去年搞的发动机生产线改造，涉及六个省、十七个厂、三千多台设备。”

    “最难的一次呢？”

    周恒昌沉默了一下，象是在挑选措辞：“前年冬天，东北大雪，一条铁路线断了。有一个厂等着急用的铸件卡在半路上，厂里库存只够撑三天。我找了铁道部调度室，把那个铸件从货车厢里扒出来，换了一趟客运列车的行李车厢，抢在大雪封路之前运到了。”

    言清渐的笔尖在纸面上停了一下：“换客运车厢，谁批的？”

    “铁道部调度室主任批的。我跟他磨了两个小时，从三线建设的政治意义磨到那个厂停产的损失。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你这人，比我们调度科的还烦。’”

    言清渐嘴角抽动，憋着没有笑出声：“后来呢？”

    “后来铸件到了，生产线没停。年底那个厂超额完成了任务，被部里表扬了。铁道部的同志也没追究，只说下次别这么干了。”

    言清渐在笔记本上写了两行字，抬起头看着他：“你在一机部干得好好的，为什么想来国防工办？”

    周恒昌的回答没有尤豫：“一机部管的是面上，国防工办管的是点上。我想干点更实在的。两弹一星的事，比发动机生产线有意思。”

    言清渐把钢笔放下，稍微点出未来的危险性：“有意思？搞不好要掉脑袋的。”

    周恒昌有野心，目光没有闪躲：“掉脑袋的事，总得有人干。”

    第二个进来的是赵明远。他比周恒昌年轻一岁，瘦一些，戴一副黑框眼镜，进门的时候先扫了一眼办公室里的陈设，目光在墙上那张全国军工企业分布图上停了一下。言清渐没有让他坐，站在桌前看着他。赵明远收回目光，站得笔直。

    “你在404厂干过车间主任，又在221基地搞过试验保障。这两个地方，你觉得哪个更难管？”

    赵明远想了想：“404难。221基地是试验场，任务单一，目标清楚，大家奔着同一个方向使劲。404厂是生产单位，几百号人，几十道工序，原料进厂、产品出厂，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整条线都得停。”

    “你在404厂的时候，出过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1961年冬天，蒸汽渠道冻裂。那根渠道连着反应堆的冷却系统，裂了就得停堆。我们抢修了三天三夜，最后焊上了。”

    言清渐的眉头微微动了一下：“那根渠道后来检查过没有？内壁有没有放射性沉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