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在一间简朴的办公室里，斯诺再次见到了让诺。

    与起义期间那个眼神锐利、决策果断的革命军事领袖相比，眼前的让诺显得略微疲惫，但目光依旧沉静有力。

    让诺的办公室由旧市政厅的一间会议室改造而成，墙上挂着大幅的法国地图和工业生产进度表，桌上堆满了文件。

    “斯诺同志，听说你这几个月走了不少地方，看了不少事情。”

    让诺请斯诺坐下，亲自倒了两杯水，

    “感觉如何？我们这个新生的共和国，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斯诺接过水杯，

    “令人震撼，让诺同志。

    我看到了一个阶级被彻底推翻后，一个社会试图从头重建的宏大实验。

    我看到了普通的工人、农民第一次真正感觉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那种小心翼翼又充满热情的参与感。

    我也看到了物质的匮乏和分配的艰难，但也看到了前所未有的集体组织和动员能力。

    我看到了旧世界的渣滓被社会主义的人民所改造和清算。”

    让诺缓缓点头，

    “是的，斯诺同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它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巴黎公社的鲜血告诉我们，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革命的犯罪。

    那些被处决的人，手上沾满了劳动者的血汗。

    公开审判和处决，既是为了正义，也是为了威慑，更是为了让千百万受压迫者看到，压迫者的力量并非永恒，他们是可以被审判、被击败的。”

    让诺的话锋一转，

    “但是，对清算本身有时超出对具体罪行的关注，也是我们必须警惕和引导的。

    革命暴力必须精确地切除病灶，而不是盲目地摧毁一切。

    这正是我们请德国同志来协助的原因之一。

    他们比我们更早经历了这个阶段，他们的监察和司法体系，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将革命原则与程序理性结合的方法。”

    斯诺深以为然，他提到了米勒里，以及米勒里所展现的那种务实、有序且充满建设性热情的态度。

    “他让我对德国的实践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也正是我前来向您辞行的原因，让诺同志。

    我计划前往德国，继续我的观察和记录。而且，”他顿了顿，

    “我向米勒里同志表达了希望有机会采访韦格纳主席的愿望。”

    听到韦格纳的名字，让诺的脸上浮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表情，那里面混杂着真诚的敬意、深刻的思索，以及一丝近乎学生对导师的仰慕。

    “韦格纳主席吗……”让诺的声音变得郑重起来，

    “他是一个很难用简单语言概括的人。如果你见到他，第一印象可能和那些资产阶级报纸的妖魔化宣传恰恰相反。

    他没有那种盛气凌人的领袖派头，穿着极其朴素，说话带着一种深入浅出的幽默感，喜欢用农民和工人都能听懂的比喻。

    如果你在柏林街头遇见他，如果不认识他的面孔，你可能会以为他是一个温和的学者，或者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师。”

    “但是，当你和他交谈，聆听他的思想，观察他的行动，你就会感受到一种磅礴的、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力量，一种站在最广大劳动人民立场上思考一切的坚定立场。

    他深刻懂得，革命的根本问题是谁掌握生产资料，是谁决定国家的走向。

    因此，德国的土地改革和工业国有化进行得最为彻底，毫不妥协。”

    “他还有一种罕见的战略耐心和务实精神。”让诺继续说道，

    “我们法国人，或许受我们革命传统的影响，有时更倾向于激情澎湃的进攻和彻底的颠覆。

    但韦格纳同志在坚持根本原则的同时，非常注重策略、步骤和阶段性。

    他常说，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他领导德国，不仅赢得了战争和革命，更在建设一个能够真正运转、改善人民生活、赢得人民真心拥护的社会主义社会。

    你看德国同志们的人民汽车计划，他们的高速公路网，他们的科技研发——那是实实在在地在创造新社会的物质基础，向人民证明社会主义不仅能带来政治解放，更能带来更美好的生活。”

    让诺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外面正在重建的巴黎：

    “他对我，对我们法国革命者，影响最深的一点，或许是他对官僚化和新特权阶层的警惕。

    他反复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只是第一步。

    如何保证这个政权不蜕化变质，不脱离群众，不产生新的官僚贵族，是比夺取政权更艰难、更长期的任务。

    德国的监察体系，他们对教育领域特权苗头的打击，都源于这种深刻的忧患意识。

    他提醒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