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哐当哐当地向东行驶，将巴黎的喧嚣逐渐抛在斯诺的身后。

    斯诺靠窗坐着，笔记本摊在膝上，目光捕捉着窗外流动的风景。

    最初，景象依然带着法国革命的深刻烙印。

    沿途的车站，墙壁上刷着鲜红的标语和口号，佩戴红袖章的工作人员忙碌而严肃。

    田野里，时常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农民在丈量土地，或聚集在田头听干部模样的人讲解着什么，旁边插着“土地归于耕者”的简陋木牌。

    一些小城镇的教堂尖塔依然耸立，但钟声沉寂，取而代之的是从新建的“人民之家”里传出的广播声。

    物资还是有些短缺，站台上售卖的食物简单粗糙，人们的衣着朴素甚至破旧，但眼神中少了巴黎底层曾经常见的麻木与绝望，多了几分专注和一种忙于“正事”的紧迫感。

    然而，随着列车深入法国东北部，斯诺注意到，铁轨更平顺了，车站建筑虽然简朴但维修得更加整齐。

    田野的规划显得更有条理，出现了更多显然是新建的、样式统一的农舍和集体仓库。

    更重要的是，市集和车站售卖点的物资种类似乎丰富了一些，除了基本的面包土豆，开始能看到更多的蔬菜、鸡蛋，甚至偶尔有肉罐头。

    在梅斯车站停留时，斯诺下车活动。

    月台旁有一个临时搭建的露天课堂，一群法国儿童正跟着一位老师大声朗读单词和简单的句子。

    孩子们学得很认真。旁边一块黑板上写着：

    “学习先进经验，建设新法国”。

    几个穿着与法国工人民兵不同的人在一旁含笑看着，他们胸前别着小小的德法两国旗帜交叉的徽章。

    斯诺上前打招呼，对方立刻热情回应。

    这些同志是来自莱茵兰的技术援助小组，帮助当地修复铁路信号系统和培训工人。

    “这里的同志热情很高，就是工具和标准件太缺了，”

    一位名叫赫尔穆特的德国工程师爽朗地说，

    “不过没关系，我们从国内调，也教他们自己造。关键是建立起一套可靠的维护流程。”

    辞别了这群来自德国的同志，斯诺继续东行，法语和德语的标牌开始越来越多了，许多建筑风格带有明显的德国气息。

    更重要的是，这里的生活越来越正常化了。

    斯诺在斯特拉斯堡停留了一天。

    这座城市在法国内战期间是北方法共力量的重要据点之一，很早就与德国建立了紧密联系。

    街道干净，有轨电车运行有序，（合作社商店橱窗里陈列的商品明显比巴黎和法国腹地丰富：

    除了生活必需品，还有书籍、文具玩具、布料，甚至能看到少量的自行车和收音机。

    人们的神情更加放松，步伐也不那么匆忙。

    街道旁的劳动者休息室里坐满了人，谈论的话题除了生产计划，也开始涉及体育、电影和家庭生活。

    在一家由德国消费合作社援助建立的世界人民邻里供应中心，斯诺遇到了负责人鲍文尔，一个四十出头、精力充沛的巴伐利亚人。

    鲍文尔听到斯诺的来意，就直接带着斯诺参观仓库，里面分类堆放着从德国运来的食品、纺织品、五金工具和药品，也有本地生产的蔬菜和手工制品。

    “我们的原则是，”鲍尔用流利的、略带口音的法语解释道，

    “德国提供急需的、技术含量高的或本地严重短缺的物资，同时帮助法国同志建立自己的生产和分配体系。

    比如这些罐头生产线设备，是我们援助的，但操作工是法国人，原料尽量用当地的。

    我们不能永远输血，要帮助法国人民自己造血。”

    他谈起在法国工作的感受：

    “法国同志革命热情令人敬佩，但在组织和管理上……有时候有点浪漫主义。

    我们德国人嘛，习惯按计划、按流程办事。一开始有摩擦，现在好多了，互相学习嘛。”

    更让斯诺印象深刻的是普通德国援助人员表现出的精神状态。他们并非高高在上的“施舍者”，更像是一群充满干劲、相信自己在从事一项伟大共同事业的伙伴。

    在斯特拉斯堡郊外一个德法联合管理的农机修理站，斯诺遇到了一群年轻的德国技术学徒和他们的法国学徒同伴。

    休息时间，他们一起踢球，用混杂的语言开玩笑，讨论拖拉机的改进方案。

    一个小伙子对斯诺说：

    “我们来这里，是因为我们知道没有法国革命的胜利，德国也会受到包围和威胁。帮助法国兄弟站稳脚跟，也是保卫我们自己的革命成果。”

    沿途，斯诺也与许多普通法国居民交谈。在靠近边境的一个村庄，老村长指着新修的水渠和刚通电的农舍说：

    “德国同志带来了工程师、种子、药品，还有新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