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二世扶着椅背，站得更直了一些。他的声音不大，

    “审判长先生，我活了将近八十岁。在我的一生中，我见过很多人被审判——敌人，叛徒，罪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站在被告席上。我不是在抱怨命运不公。

    我想说的是——起诉书中的很多指控，我的记忆和你们的档案不一样。”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旁听席上的那些战争受害者的脸。

    “关于西南非洲的事，我没有参与具体的军事决策。当时的内阁和军方——当然，我是皇帝，我应该负责。但我不是直接下令屠杀的人。”

    旁听席上有人喊了一声：

    “你是皇帝！你不下令，谁敢动手？”

    法槌响了。旁听席又安静了。

    斯克劳泽看着威廉二世。

    “被告人，请继续陈述。”

    “我不想为自己开脱。我退位十七年，在荷兰的多伦庄园里劈柴、散步、写回忆录。

    我想了很多事情——关于战争，关于人民，关于我的责任。今天的法庭，不是我想象中的法庭。

    在我的想象中，胜利者的法庭从来不会给失败者说话的机会。但你们的法庭给了我说话的机会。

    这一点，我是承认的。”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已经不抖了。

    “至于罪名，我请求法庭依据事实裁决。我不再是皇帝了。我是你们的被告。按照你们的法律，我应该得到公正的审判。”

    他说完，坐了下来。

    克劳泽转向审判席右侧。

    “传证人。”

    第一个证人是弗里茨·穆勒，他在旁听席上站起来，拄着一根拐杖，一步一步走向证人席。他的左腿从膝盖以下都是假肢，走起路来发出金属与橡胶摩擦的咯吱声。那咯吱声在安静的法庭里回荡，他坐进证人席的椅子，花了很长时间。

    “穆勒先生，请向法庭陈述。”

    穆勒的眼睛红了。

    “我十七岁当兵。一九一六年，凡尔登。炮弹把我左腿炸没了，那年我十九岁。我的父亲，一九一四年在比利时被打死了。我的哥哥，一九一八年，停战前一个月，在法国被打死了。我们全家，就剩我一个。”

    “他已经不是皇帝了。他是一个罪犯。一个罪犯，就该按法律判。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为了那些死在那场战争当中的人。”

    第二个证人是来自西南非洲的赫雷罗人后裔，名叫卡姆巴佐。他四十五岁，高瘦，深棕色皮肤，穿着一件灰色的西装，领口别着一枚小小的红星。他现在是德国援助非洲的某大学的历史系副教授。

    他的父亲是一九〇四年大屠杀的幸存者，逃到了沙漠里，靠吃草根活了下来。

    “一九零四年，我的父亲三十岁。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妻子，他的两个孩子——我的两个兄弟全部被杀。

    他们是被赶进沙漠，渴死、饿死、累死。

    旧德国军队在他们喝的水里下毒，在他们逃生的路上架起机枪。

    这不是打仗，这是杀牲口。”

    “我父亲在沙漠里走了十四天，走到英国人的领地。他活了下来。他活到一九三〇年。

    他死之前，对我父亲说了一句话——‘不要忘记。’”

    “我没有忘记。我的父亲没有忘记。我的孩子也不会忘记。”

    旁听席上，几个战争受害者代表无声地哭了。

    斯克劳泽转向被告席。

    “被告人，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威廉二世的嘴唇翕动了好几次，才发出声音。

    “我……不知道这些。我的将军们告诉我的，和这些不一样。”

    斯克劳泽看着他。

    “被告人的回答已记录在案。继续传下一位证人。”

    整个庭审持续了三天。

    第一天，公诉人出示证据，传唤了十一位证人。

    第二天，辩护人发言，请求法庭考虑被告人年事已高、已被推翻流亡多年、认罪态度较好等从轻情节。

    第三天，公诉人作最后陈述，被告人作最后陈述。

    公诉人的最后陈述是这样结尾的：

    “同志们，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不是为了复仇。

    复仇是简单的，一刀下去就完了。

    但我们是人民法庭，不是断头台。

    人民法庭的目的，是揭示真相，伸张正义，教育人民。

    威廉二世是一个象征。他象征着旧世界的一切——君权、阶级压迫、战争、屠杀、饥饿、贫困。

    审判他，不是为了让他一个人承担全部罪责，是为了告诉全世界：那个世界已经结束了。

    永远不会再回来。

    永远。”

    斯克劳泽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