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十三岁，父亲是码头的船夫，生得肩宽臂粗；最小的叫丫儿，七岁，是厨娘的女儿，手小脚小，但眼神机灵。其余几个从九岁到十一岁不等，有男有女，穿着粗布衣裳，袖口都用细绳扎紧，这是杨宁早上提醒的——造坊里到处是水和浆，袖子散了碍事。

    乔瓦尼和小扣子已经把纸坊收拾了一遍，泡布桶挪到了后间靠墙处，外头裹了两层湿麻布保温。前间腾出了一块空地，摆了几条长凳给学生放衣裳。

    杨定军站在纸槽旁边，手里拿着一张竹帘，等学生们围过来。他平时话少，面对一群孩子时更显得有些生硬，但他动手示范时动作极稳，让人不自觉地跟着学。

    “抄纸三件事。”他举起竹帘，“一，荡。竹帘入水，前后各荡一下，左右各荡一下，让浆液均匀浮在帘面上。二，起。手腕平端，不能抖，不能让浆液倒流。三，沥。斜靠，控水，等湿膜定型。看一遍。”

    他把竹帘浸入纸槽，手腕轻转，四个方向各荡一次，动作不快，但极其稳当。纸槽里的浆液随着他的手势微微波动，竹帘提起时，一层厚薄均匀的乳白色湿膜平整地覆在竹丝上，没有气泡，没有缺角。

    孩子们屏住呼吸看。杨宁第一个伸手要试。杨定军把竹帘递给她。杨宁个子矮，够不着纸槽边缘，小扣子立刻搬来一块垫脚石让她踩上。她学着父亲的样子把竹帘浸入浆液，可手腕力气不够，荡第二下时竹帘歪了，提起来的湿膜一边厚一边薄，像个月牙。

    “力道从肩膀走，不要只动手腕。”杨定军站在她身后，双手虚扶着她的小臂调整角度，“再来。”

    杨宁试了第二次，比第一次好些，但边缘仍不齐。第三次，第四次...到第六次时，她终于抄出了一张基本均匀的湿纸。她小心地把竹帘斜靠在沥水架上，回头看着父亲，眼睛亮晶晶的。

    “可以。”杨定军说，“下一个。”

    他让每个学生都试三次，不好的直接揭下扔回纸槽，好的留下沥水。一个下午下来，十个学生一共抄出了十七张能用的湿纸，虽然数量不多，但乔瓦尼看着那叠湿纸，嘴张了半天——他一个人抄四十张里都不一定有十七张是完全合格的。

    与此同时，后间里，石头带着另外三个大孩子跟乔瓦尼学捣浆。双连石臼，一边已经泡好的软料，一边是待捣的生料。乔瓦尼教他们怎么握木杵——不是用双手死压，而是利用木杵落下的重力，双手负责控制方向和微调力度，这样省力气，捣出来的浆也匀。石头力气大，第一下就差点把木杵戳穿臼底，乔瓦尼连忙拦住他：“轻落重捣，跟打铁不一样！这是纸，不是铁！”

    孩子们笑成一片。纸坊里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

    接下来的几天，流程逐渐顺了起来。杨定军做了一张排工表，钉在纸坊门口的木柱上。表上把三十七个学生分成四组，每组一个组长，规定了每组的劳作日、负责工序和轮替顺序。杨宁是第一组组长，不仅自己要学抄纸，还要负责检查组员的作品，把合格的和不合格的分开，不合格的写明原因——是厚薄不均，还是有气泡，或者是纤维结团。

    捣浆那边，大孩子们轮流上臼，每人捣一刻钟就换下一个，既保持了效率，又不至于累坏。乔瓦尼发现，人多力量大这句话在造纸前半程确实管用：泡布的搬运、漂洗、送料这些纯体力活有人分担了，他能腾出更多时间去照看抄纸和干燥这两个技术关键环节。

    到了第七天，纸坊的日产量从原来的二十来张可用纸提升到了三十五张。虽然学生们造出来的纸在细腻度上还比不上乔瓦尼的手艺，但用来做习字帖已经绰绰有余。周老头拿到新纸后，在教室里用铁笔划了一张样张，纸面不洇不透，炭灰附着均匀，他满意地把木尺往桌上一拍：“这比外头买的强。”

    杨定军每天下午都会来纸坊待一个时辰，不是来干活，而是来看。他站在纸槽旁边，看学生们抄纸的动作有没有改进；走到石臼边，检查捣出来的浆料粗细；在后间的干燥墙前，伸手贴在墙面上感受温度。他发现干燥墙的温度不够均匀——靠墙根的地方热，上面的地方凉——就让小扣子在墙根加了一层隔热砖，把热量往上逼。他还调整了湿纸上墙的排列方式，从竖排改成横排，错开半张纸的间距，避免水汽在纸页之间积聚导致粘连。

    十月初十那天下午，第三批学生来劳作。杨宁带着她的组员完成抄纸任务后，把十七张湿纸整齐地码在沥水架上，用小刀在每页右下角切了一个小小的记号——那是她发明的“一组标记”，方便后续追踪哪些纸是哪一批人做的，出了问题好回溯。

    杨定军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夸奖，只是走到排工表前，用炭笔把第三组的名字后面打了一个勾，然后对杨宁说：“下一组进来时，你教他们怎么切标记。以后每个组都要有自己的记号。”

    “是。”杨宁挺了挺小胸脯。

    天色渐晚，学生们陆续散了。乔瓦尼和小扣子在后间收拾工具，前间只剩下杨定军一个人。他走到纸槽边，把槽里剩余的浆液搅拌均匀，然后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