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杭来到军委作战厅，也知道了第五战区已经全面进入备战状态的情况。

    说起来，国军这边虽然在桂南会战和春季攻势取得了辉煌胜利，但国军自身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扶桑人是不可能就此善罢甘休的！

    日军那边同样在舔舐伤口。

    第五师团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东京之后，日军大本营连续召开了七天的紧急会议。

    陆军省的参谋们把桂南会战和春季攻势的所有战报翻来覆去地分析，得出的结论让他们十分震惊。

    苏杭的第五军在装备水平和战术理念上已经和日军拉开了差距。他们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学一个半吊子了。

    于是日军大本营做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

    从现役师团中抽调十个甲等师团进行全面的德械化改编，同时开始训练十个战车旅团，每个旅团对标德军的装甲师。

    到1940年春季，第一批完成改编的德械化师团与战车旅团已经初步形成了战斗力。

    日军高层急于检验这支新锐力量，而华中战场上的第五战区，成了他们选定的试验场。

    自1938年武汉沦陷后，宜昌便成为连接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九战区的后勤交通枢纽，是重庆大后方的物资咽喉。

    从宜昌溯江而上，是通往重庆的唯一水路通道；从宜昌沿公路南下，是连接湖南和广西的生命线。

    从宜昌往西，就是西南大后方的腹地。控制了宜昌，就扼住了中国西南大后方的命脉。

    日军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在1940年2月25日就制定了《会战指导方策》，4月10日作战计划最终敲定。以攻占宜昌为核心目标，第一阶段先将第五战区主力围歼于枣阳地区，第二阶段推进至襄河西岸，将第五战区主力歼灭于宜昌附近。

    日军参谋本部在文件中写道："拟在雨季到来之前，在汉水两岸地区将敌第五战区的主力击败，通过作战的胜利，进一步削弱蒋军，并为推动对华政治、谋略的进展作出贡献。"说白了，这是一场以军事胜利推动政治速胜的赌局。

    园部和一郎指挥的进攻兵力约为十五万人，包括四个师团、一个混成旅团、六个支队、一个飞行集团及若干特种部队。进攻部署分为三路：左路由第3师团和第40师团石本支队组成，从信阳及其以北的明港沿桐柏山北麓向西进攻，负责左翼包抄，切断第五战区北面的退路。

    右路由第13师团组成，于5月2日从钟祥沿汉水东岸地区北上，直指枣阳。

    中路由第39师团和第6师团池田支队组成，于5月4日从随县西进，向第五战区中央集团正面实施突击。

    园部和一郎特别强调"以机动神速的进攻"完成第一阶段作战，这意味着日军将以每天三四十公里的速度快速推进，不给第五战区从容调整。

    第五战区方面，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着五个集团军和江防军，共五十五个师、两个旅，总兵力约三十八万人。

    李宗仁的部署如下：左翼兵团由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守备河南明港，负责阻击信阳方向的日军。

    中央兵团由黄琪翔的第十一集团军守备随县至枣阳的正面防线。

    右翼兵团由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和王瓒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守备襄河两岸及大洪山。

    江防军守备宜昌和沙市。

    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作为机动兵团在河南叶县和确山待命，随时准备投入反击。

    战区的预备队是第四十一军，部署在湖北襄阳附近。

    第五战区对日军的企图已基本掌握，也制订了相应的应敌方略。李宗仁的计划是"长久保持桐柏、大洪两山地带，以攻为守，予敌以打击"。

    保持山地据点，以弹性防御消耗日军，然后寻找反击机会。

    张自忠的右翼兵团任务最为艰巨，既要担任襄河河防，又要守备大洪山，还要将主力配置于襄河东岸长寿店以北地区迎击敌人。

    这样的部署让兵力分散在如此宽大的正面上，任何一个方向出现漏洞都会导致全局动摇。

    但国军高层对日军真实意图的判断出现了偏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虽然看到了日军的调动，但参谋本部判断日军的西进企图不在于占领宜昌或襄阳，而是要在襄河以东的枣阳一带寻歼第五战区主力，然后即行回撤，恢复战前态势。

    就像一年前的随枣会战那样。

    基于这个判断，军事委员会确定的会战指导方针是：以一部积极行动争取先机，袭扰日军后方，牵制与破坏日军西进，而置主力于襄河以东至大洪山一带，伺机歼击西进或东退之日军主力。

    这个方针本身没有问题，当然，如果日军的真实目标只是枣阳的话。

    五月一日拂晓，天还没亮透，东面的天际线刚泛出一层淡淡的鱼肚白，襄花公路和汉水两岸同时响起了炮声。

    日